抚恤病残也是老传统，北魏时就有“使京畿内外疾病者咸令居处，便医治之”的官立慈善医院(《陔余丛考》卷27)。唐代时武宗发起灭佛运动，配套的政策是把许多寺院改办成悲田养病坊，用寺田租米作为维持经费。到了宋朝，虽然许多佛寺又恢复了，但这套制度仍得保留，京师有福田院，全国各地有安济坊。明代嘉靖时来广州一带游历的西方传教士克路士，曾撰文介绍中国地方政府收治贫困病残患者的情况—— 　　跛子和瘸子，有的没有直系亲属，有的虽有，却不肯养或者没有能力养他们，他们就向皇帝的赋税监督官(指地方官员)上诉；于是他们的亲属受到官吏的审查。如果亲属之中有能力赡养的，就叫最近的亲属尽其义务养活他们；如果亲属不能赡养他们，或者在当地没有亲属，赋税监督官就下令把他们收纳到皇帝的医院。因为皇帝在各城都设有大医院，其中有很多房间。医院的官吏要负责供应那些卧床不起的人所需的房间，皇帝的国库要为此付出足够的租金。 　　没有躺在床上的瘸子每月领一定数量的大米，靠这份米和他们在医院内饲养的一些鸡和猪，他们足以维持生活。所有这些都充分付给，没有失误。同时因为那些被接纳入院的人一般都是患有不治之症，所以他们得到终生的赡养。奉赋税监督官之命而被接纳入院的人都登记入册，每年医院的官员要报告花费数字和救济贫病的情况，如有差误或玩忽职守，那他们就会因此受到严惩。(英国C·R·博克舍编，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 　　宜加说明的是，克路士所谓“跛子”和“瘸子”，泛指丧失了劳动谋生能力的残缺人，所谓 “医院”，则是指残疾人收容所，中国人的叫法是悲田院、养济院、安济院等。所谓“医院 的官吏”，就是指那些受政府指派管理这些机构的人，其实并无官职编制。 　　生有养和死有葬，是传统中国礼仪文化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东汉时官营公墓和公 祭的史实，是明白无误地写在《后汉书》里的。不过，直到北宋神宗时，才有了诏令全国各 地经营“义冢”的制度。到了宋徽宗时，据说是蔡京出的主意，在义冢的基础上普遍开设“ 漏泽园”，意思是皇恩之泽如雨露普施，也别把那些死人或枯骨漏掉。于是全国州县都设置 政府出资经营的公共墓园，兼办殡葬事务。凡平民家无地安葬死者的，都可以廉价入葬公共 墓 园。无主死者或贫困家庭可以免费入葬。这些工作，都被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核。所以赵翼认 为，如果严嵩可当养济院院神的话，那么蔡京也可以在漏泽园中享受香火了。 　　有些读者或许会产生疑问：向来都知道封建政府只会压迫老百姓，怎么会关心起老百姓 的生老病死了呢？这里也有几个原因：其一，国家的财政收 入就是赋税，而人口就是赋税的源泉， 保养人户的长远利益，也就是养鸡取蛋；其二，恤幼养老、生养死葬这些传统文化观念的影 响，当然是不能小觑的，而且听任尸骸任意弃置或浅埋浮殓，还会引发瘟疫流行的严重后果 ；其三，州县衙门凭什么认认真真或者至少是装模作样地去干 这件事呢？先别说它们都是考核政绩的内容，就以州县的等级、编制的多少都与本地方人户 数目相关这一条来讲，对其也是刺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