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敌又提出：既然生人之形有知。那么，“死者之形骸，非生者之形骸邪？”如此，死人也应有知，有灵魂。范缜辩解说：“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有如“荣木变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即是说，由生人变死人，荣木变枯木，是一种质变，不能等同。“若枯即是荣，荣即是枯，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也。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枯，无所复变也，荣枯是一，何不先枯后荣？要先荣后枯，何也？”“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欻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欻有渐，物之理也。”就是说，人由生到死，树由荣变枯，是自然一定变化的规律，生与死，荣与枯，两者既不同质，也不能反变和循环。这些有关物质的属性和事物发展规律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了当时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在“知”（感性）与“虑”，（理性）认识上，论敌们问道：“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范答：“皆是神之分也。”又问：“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虑，手等亦应虑也？”范答：“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即是说，认识分为知、虑两个阶段，手等只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他认为：“是非之虑，心器所主，”而“五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论敌们又问：“虑体无本”（即思维活动不必依赖一定的生理器官）。范答：“苟无本于我形，而可编寄于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由此可见，他发展了认识论。只是由于当时的科学不发达，他把人类思维的器官错误的以为是心。范缜在《神灭论》最后指责“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由于迷信佛教，“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之故，“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馨于隋游，货殚于泥木。……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

《南史·范缜传》载言：此论一出，朝野震动，肖子良急忙召集名僧和名士王琰等诂难之。但是，都无法难倒范缜。于是子良心生一计，以中书郎为诱饵，派王融去劝说范缜放弃神灭论，缜大笑道：“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这体现了他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

梁武帝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他对范缜的神灭论感到极度不安。取代萧齐后不久，即发动和组织对范缜的围剿。他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中，指责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并对缜挑衅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辩其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