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我国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镇压汉人等各族劳动人民的同时，他们都极力利用佛教和道教，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因此，佛、道二教在中国北部广泛地传播开来。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今洛阳市东北12公里）就有寺院500多座。神龟元年（518年）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河阴之变，王公朝士多死，“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至东魏末年，略而计之，全境有寺三万有余，僧尼达二百万。道教在北魏、东魏时也很受朝廷的重视，并有很大的发展，然而道观、道士之教远不及佛寺、僧尼。

北齐时，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20公里漳水上），也是佛教的中心。据《历代三宝记》记载：城内有寺院4000所，僧尼共8万人。全境寺院、僧尼之数不减东魏末年。由于佛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敬仰和提供各种优越条件，东魏、北齐时出现的许多名僧，如慧光，在东魏时任都统，北齐时为国统，是地论学派南派（邺都）的开创者，也是四分律宗的祖师。慧文，是天台宗之祖。慧可，他继承和发展菩提达摩的禅学思想，被尊为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禅宗的第二祖师。至隋唐，慧光、慧文、慧可的佛学思想，便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华严宗、天台宗、禅宗。

但是佛教、道教势力的扩张，不仅损害了政府的税收与徭役、兵役，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展。佛教“捐六亲，舍礼义”，以及佛、道的虚幻想说等，都成了儒生的攻击目标。他们从维护中国正统文化的立场出发，极力攻击和贬低佛、道。刘昼称“佛是疫胎之鬼。”章仇子陁谓佛教是“胡妖乱华。”樊逊又更进一步。《北齐书·樊逊传》：天保五年（554年）文宣帝询问对佛教道教的意见时，逊答道：道教之“玉简金书，神经秘录，三尺九转之奇，绛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末叶已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变化无穷，置世界于微尘，纳须弥于黍米。盖理本虚无，示诸方便。……宁有改形易貌，有异生人，恣情放纵，还同俗物？”他称僧、尼、道为“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只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袒护，佛、道二教在北齐的发展才没有受到影响。

在西魏、北周，佛教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继承人、北周的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信佛更加虔诚，故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道教也在这时迅速发展壮大。其时“缁衣（指僧尼）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指道士）之徒，数过于正户。”虽然佛教、道教都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这么多的不向政府纳税服役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对于国小民寡的北周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寺院、道观地主不但在经济上与官府、世俗地主发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与恪守儒家学说的土大夫发生矛盾，佛、道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