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选择李严与诸葛亮保持制衡，也因为李严本身与诸葛亮是同乡，在荆州和四川两大派系中都有关系。这就为双方的利益协调与合作奠定了基础，以免刘备死后蜀汉政权内讧激烈，难以控制。 刘备最后召见的是原从派系的代表——赵云。刘备的事业因原从派系而起。赵云是反对刘备的伐吴决策的，因此没有参与东征，而率领本部兵马驻扎在江州，聚拢着原从派系的最后血脉。战败后，蜀汉政权还全赖这支生力军在川东稳住了阵脚。“先主失利于秭归，云进兵至永安，吴军已退。” 各方都非常清楚，随着征伐无常、后继乏人，原从派系的衰落是难以避免的。作为三派中最弱的一派，原从派系非常适合扮演“关键少数”的角色。赵云的威望和他所控制的军队就是这一角色最好的砝码。 刘备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动情地回忆起早年经历的幽州起兵、河北烽火、中原逃难，感激赵云近四十年的忠心追随。最后，刘备深情地嘱托赵云继续照看刘禅，关心朝政。这段嘱托给了赵云非正式的“辅命大臣”地位。尽管之后赵云依然低调，从来没有利用这一法宝，但他及其派系始终是隐藏在花丛后的大炮。 笔者不厌其烦地分析托孤事件，是想表明刘备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其实是相当现实的。他既没有念念不忘兴复汉室，高呼“北伐！北伐！”，也没有劝告后人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夺天下。相反，他只希望自己辛苦半生建立的事业能够在后人的手里保住，不希望出现权臣当国、危害儿孙权位的情况。《诸葛亮集》所载刘备遗诏充满了对儿子刘禅的谆谆教诲，其中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等名句。 刘禅即位之初，时值蜀汉新败，国力亏空，不可不谓是存亡之秋。当时西北有少数民族作乱，南有以孟获为代表的各族人民造反；中原的魏国在陕南虎视眈眈；而江南东吴作壁上观，敌友不明。政权内部的明争暗斗使得形势更加险恶。 成都的“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以首席辅政大臣的身份全权处理军政大事。如此一来，蜀汉军政大权开始逐渐委于个人。实践中，诸葛亮北和羌胡，平南蛮，联合东吴，北上伐魏，大展英才。这是平息蜀汉内部的党派之争的客观选择，却使诸葛亮成为了前所未有的权相。 《诸葛亮传》载：“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李严在同时也获“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但在与诸葛亮集团的斗争中逐渐处于劣势。 建兴三年，诸葛亮率众南征，几乎征发了各派所有力量，这可以视做诸葛亮对个人权势的检验。可能是因为平定南方战乱是国之大事，李严集团没有对这个安排表示反对。因此到了第二年，诸葛亮集团继续采取了行动。“以诸葛亮欲出军汉中，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江州属于内地，战略地位不如永安。尽管李严的军衔升为前将军，尽管李严表面上依然节制陈到，东部事务“皆统属严”，但李严的实际地位却下降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诸葛亮以出军汉中为理由，开始以军事行动优先政治和人事安排。 既然如此，李严只好降低姿态，转而全力经营江州，修筑巴郡，希望建立一个能够与成都相敌的根据地。在此期间，李严采取了两次大的行动。第一，根据《诸葛亮集》的记载，李严曾“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汉制，非刘姓不得封王。这完全是李严对诸葛亮的一次不怀好意的笨拙试探。诸葛亮马上回信拒绝说：“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在回信中，诸葛亮明确表明自己对李严这个老朋友来信的不解。一方面，诸葛亮许诺灭魏之后当“与诸子并升”，意思说统一北方后我们俩共享富贵，开给了一张空头支票；另一方面，诸葛亮又说“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暗示李严自己才是头号托孤重臣，提醒李严不得妄动。 第二，李严要求在川东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立“五郡巴州”，自为巴州刺史。蜀汉政权真正控制的只有益州一州，由诸葛亮担任州牧，这样诸葛亮就控制了蜀汉唯一的地方政权。现在李严要求将四川一分为二，自己领有一州，以实力对抗诸葛亮的意图非常明显，诸葛亮控制的朝廷自然是断然拒绝。在后来弹劾李严罪名的奏折中，诸葛亮将李严的这一主张看做是“穷难纵横”。 应该说，李严集团的这两招都是“臭棋”。李严这个人“腹中有鳞甲”、“性自矜高”、桀骜不驯，还“逞苏、张诡糜之说”、“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李严缺乏沉稳敏锐的特性，这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诸葛亮虽然坚定了肃清李严的决心，奈何条件尚未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