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东汉末叶的曹操和袁绍之间的一胜一败，包含着诸多颇有戏剧性的偶然与必然的巧妙组合，很值得玩味。有趣的是，在当时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下，袁绍与曹操都明白双方迟早会发生一场生死决斗，而且至少自建安元年起，双方就在为即将到来的生死搏斗而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袁绍灭了公孙瓒，巩固了后方；曹操也解决了许都周围的吕布、张绣、袁术等敌对势力，还西抚韩遂、马腾，东联孙策，后方基本稳固。建安四年（199年），袁绍率十万大军南下，目标直指曹操的老巢许昌；曹操也率二万精锐出屯黎阳，一场生死决战就在眼前。时袁绍兵多粮足，从表面上看可谓占尽优势，胜劵在握，但官渡之战的结果却是众人皆知，曹军以少胜多，袁军反而大败。这一结局，确实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思索空间。

细绎操胜绍败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袁绍与曹操虽然都是在汉末乱世中崛起的政治明星，但袁绍走的是一条下坡路，而曹操走的是一条上坡路。袁家四世均居三公之位，史称“执倾天下”，政治背景可了不得，因此一开始呼风唤雨的优势非常明显。反观曹操，主要是凭藉自己的政治智慧打拼，因而每走一步都似乎非常艰难。时人对袁绍的政治号召力也是看得非常清楚，如在董卓当权为所欲为时，就有人警告：“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事实也正是如此，当袁绍在渤海举起讨董勤王的义旗时，居然能充当天下盟主，而韩馥还主动出让“冀州牧”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袁绍在年轻之时，颇能“折节下士”，因而“士多附之”，如田丰等谋臣武将就是他以“卑辞厚币”引进的。他还豢养死士，也就是白道黑道都来，手段可不简单。如此看来，在当时的政治游戏中，谁要是藐视袁绍或者想从其手中讨得便宜，无疑会碰一鼻子灰。

可惜的是，在当时的权力角逐中，袁绍虽具备这么好的条件，但因为有几个致命的缺陷，终使他败在曹操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