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王平和马忠外，还有巴西句扶、犍为张翼和张嶷等都是蜀汉政权培养出的军事将领。同时，也有极少一部分土著士人开始进入蜀汉政权高层，如巴西姚仙曾任尚书仆射，马忠曾代理过一段时间的尚书令。据日木狩野直祯先生统计，在蜀汉政权中:中央级官吏如录尚书事、平尚书事、尚书令、尚书仆射等以非益州人为主体;丞相府的主簿、参军等，非益州人与益州人为主体;地方级官吏如治中从事、别驾从事、议曹从事、督军从事、部郡从事等，用益州人。（P42)这说明刘备、诸葛亮对土著士人，就不像对待他们旧属以及刘璋旧部的荆楚士人一样，而是对于支持蜀汉政权的则进行拉拢，对那些危及自身统治的益州士人则进行打击。但益州士人对蜀汉政权也不是完全支持的，其中一些有势力者一旦有机会则就会恢复自己的势力。刘备方逝，后主幼弱，益州就曾爆发了一系列土著士人的反抗，如黄元、朱褒、高定、刘胄等。总之，作为外来势力建立的蜀汉政权也不能完全代表益州土著士人的利益。所以在曹魏派邓艾、钟会征讨巴蜀时，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土著士人却公开主张投降，希望通过蜀汉政权的覆亡来驱逐外来势力进而发展土著士人的势力。三、益州士人对两个外来势力的态度比较刘焉、刘璋父子和刘备集团作为外来势力都曾对益州进行或长或短的统治。两个集团对益州的统治政策和土著士人对他们政策的态度是不同的，就两种不同政策诸葛亮曾做过如下比较: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士人，专权自洛，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诸葛亮传）从中可知，刘焉自入蜀后多依靠其旧属和东州士人，而对曾经支持他进入益州的土著士人恩将仇报，采取了严厉限制益州土人势力发展的措施。而其子刘璋在蜀地的统治以“宽”著称:一方面，他纵容外来势力在益州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另一方面，他难以控制益州士人无限发展的势力。这就使一部分益州豪强得以迅速发展，最终爆发了波及整个益州的反抗。而刘备、诸葛亮夺取益州，是“隆中对”中一个战略设想的实现。为了把益州建成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他们必须加强中央集权。鉴于刘璋政权“以宽治蜀”的失败教训，刘备、诸葛亮等人反其道而行，实行“以严治蜀”，以纠正益州自刘焉以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的积弊，为的是不走刘璋的老路。对于益州土著士人采取拉拢和打击相结合的措施，主要是赏罚分明，用赏来为他们开辟政治上的出路，用罚来限制他们的发展。只要是忠实于蜀汉政权的士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用。因此，蜀汉政权的政策不仅收到限制土著豪强的效果，也取得了利用豪强势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