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和，荆州南郡人，汉末入蜀，仕于刘璋集团，曾“任牛鞞、江原长，成都令。”建安十九年（214年)。“先主定蜀，征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董刘马陈董吕传)董和作为刘璋的旧部被刘备委以重任，这是对益州旧有士人尊重的政治象征。建兴元年(223年)，李严代替董和成为蜀汉政权中刘璋旧属亦即所谓旧人（相对于刘备入蜀的新人而言)的代表与诸葛亮一起受诏辅幼主。何焯就上述两者的重用曾说是“皆所慰蜀士大夫之心”。何焯所说的“蜀士大夫”并非专指益州籍的士大夫，而是泛指刘璋旧蜀，包括益州土著士人也包括先到的外来人。诸葛亮治蜀，历来评说众多。有褒有贬，大体说来是褒大于贬。尤其是关于严明法令，赏罚必信方面在诸葛亮的用人上体现更为突出。继刘备后，诸葛亮努力协调土著士人与外来士人的关系，将两者同等对待。对外来士人有功绩者，予以提拔重用，对益州士人也极力拉拢，如前面所提到的马齐、秦苾、五梁等的破格任用，另外对李恢、张嶷、张裔、马忠等也委以要职。对于违法的土著士人，如彭漾，则处以死刑。以此来缓和外来士人和土著士人之间的矛盾，达到稳定蜀汉政权的目的。(三)蜀汉政权后期蜀汉后期，由于连年的战争而损失了大量随刘备入蜀的旧属和刘璋时期入蜀的士人，从某一方面讲，这就为益州土著士人进入蜀汉政权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相对于此前而言，土著士人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地位都有所提高。蜀汉建国四十三年，其主要国策就是一统中原，从刘备、诸葛亮到蒋琬、费祎、姜维，各个时期的执政者都十分强调其军事力量，无论是一系列的北伐战争，还是后期进行的防御战争。这些都使蜀汉政权不得不一直将军事力量的增强看作是一项基本国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蜀汉政权就必须依靠土著士人来不断充实其军事力量。在战争中，一批优秀的土著士人逐步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干，成为蜀汉政权后期的重要军事将领，如王平、马忠、句扶、张翼、张嶷、李恢等。王平，巴西宕渠人，刘备征汉中时降，拜牙门将、裨将军。建兴六年（228年)，随诸葛亮北伐，作为先锋马谡的副将，街亭战役中，当马谡大败，众军溃散时，唯王平所领千人坚守，魏军大将张邰疑有伏兵不敢进攻，这样才避免了北伐先锋的全军覆灭。随后，诸葛亮加拜王平参军，进位讨寇将军，并多次随其北伐，屡建战功。延熙六年（243年)，拜为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统汉中，在蜀汉政权后期成为镇守北方要塞的主要力量。马忠，巴西阆中人，刘备猇亭败后，马忠以巴西县兵五千人补充刘备军力，为此刘备曾对刘巴说：“虽亡黄权，复得狐笃（马忠)，此为世不乏贤也。”（黄李吕马王张传)建兴三年（225年)随诸葛亮定南中，并拜牂牁太守，此间曾平定朱褒、刘胄等叛乱，为安定南中，开发南中做出了贡献。建兴七年（229年)，曾因大将军费祎北御曹魏的进攻，留成都任短暂的平尚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