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构成向来深受史家的关注，学界已有从其构成的地域集团和新旧势力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如田余庆先生从蜀汉政权建立后新人与旧势、主人和客人之间的矛盾，论述了李严的兴废与诸葛亮的用人政策。雷近芳先生从蜀汉统治集团的地域性，探讨了蜀汉政权内部各种地域集团的矛盾。张承宗先生则进一步从蜀汉政权对各级士人的任用，论述了蜀汉政权的兴亡。蜀汉政权的建立者刘备同刘焉、刘璋父子一样，都是外来势力，面对先后两个外来势力，土著士人又持怎样的态度呢?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益州土著士人对待这两个外来势力的态度出发，来分析汉末至晋间这两个外来势力在对待土著士人的不同政策和土著士人与外来势力的矛盾。一、益州士人与刘焉、刘璋父子集团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一统的国家局面趋于崩溃，而地方政权的黑暗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握有地方大权的官员“货赂为官，割剥百姓”（刘二牧传)。这样的政局不仅引起了地方刺史被杀，如并州刺史张壹，凉州刺史耿鄙，而且还爆发了大规模的黄巾起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些有远见和势力的士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地方，想割据地盘，独霸一方。如作为宗室的刘焉就建议汉灵帝“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刘二牧传)，并以“避世难”请求到边远的交趾当州牧，但是东汉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刘焉的愿望被益州籍侍中董扶（广汉人)所支持，于是就建议刘焉求益州牧，而恰好原益州刺史邵俭的黑暗统治激起了益州民众的起义。东汉政府就以监军使者的身份派刘焉领益州州牧，同时，刘焉也得到了另一位益州籍太仓令赵韪（巴西人)的支持，于是刘焉就在董扶和赵韪的陪同下入蜀。刘焉在入蜀之前已得到了在京任职的益州士人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益州土著士人对他入蜀也会支持。那么，在刘焉入蜀的过程中益州土著士人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在刘焉入蜀之时，益州就爆发了马相、赵袛领导的农民起义，势力发展迅速，并攻杀了益州刺使郤俭，但是却受到了州从事贾龙家兵的镇压。贾龙在镇压了益州黄巾起义后“选吏卒迎焉”，也就是说，益州的一部分土著士人对刘焉的入蜀同样是予以支持的。这是因为在当时益州本土还没有形成一种能够抗衡外来势力，据地自保的力量。他们的目的是想借助有宗室身份的刘焉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以至不受或少受中原动乱的影响。这样，在刘焉与益州土著士人之间暂时形成了相互共存的局面。刘焉据蜀后，招抚残余的起义军，“务行宽惠”，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这并不能说明刘焉集团与土著士人之间不存在冲突。刘焉集团除了益州土著士人外，还有跟随刘焉入蜀的亲戚故旧和被刘焉引为党羽的“东州士”(东汉末年避乱于蜀地的三辅、南阳士人)。实际上，刘焉集团是以刘焉为首的外来士人和益州土著士人的结合体，而这两种不同地域势力之间必然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不可避免的利害冲突。譬如初平二年（191年)，刘焉以“托他事”为借口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却引起犍为太守蜀郡任岐和校尉蜀郡贾龙（前迎刘焉入蜀者)的叛乱，刘焉依靠外来的东州兵和青羌兵才平定了益州士人的这次叛乱。此后，两种势力之间的矛盾在不断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