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中华民国代了大清王朝，城头上挂了共和的招牌，政治应该更加文明了吧，有什么政治矛盾斗争完全可以拿到国会上，新闻媒体上，政党和平竞争上，法律上来谈，不应该屠杀功臣了吧。事实并非如此，试看拙文《张振武案：民初政治生态的切片》，民国开国功臣张振武被袁世凯和黎元洪联手屠杀，与刘邦、朱元璋杀开国功臣何其相似！     这张振武是坚定的革命者，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加入湖北共进会，为了革命变卖祖产，以充革命经费。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发展自己的力量，并由这两个同盟会下的组织发动了武昌起义，张振武是起义的组织者、发起者、参与者、指挥者之一。而那个时候，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正在美国的餐馆里洗盘子呢。     起义爆发后，张振武在数次战斗中身先士卒，出生入死，负伤累累，差点落水而死，是武昌首义元勋，理所当然地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一个开国功臣本应得到与之相应的荣誉地位，遗憾的是，张振武既没有在南京临时政府中获得一席之地，也没有从袁世凯主持的北京政府获得他想要的位置安排。最后，因为张振武与黎元洪和袁世凯皆有矛盾，而被两人联手屠杀。     最令人惊讶的是，此时中国虽号称民国，实行共和制度，自称最讲法治，但张振武从被捕到被杀，相隔仅三小时，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只是黎元洪一张请求书，袁世凯签署命令，段祺瑞副署，就将一个开国功臣射杀了。如此设置阴谋，黑暗杀人，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恐怕是刘邦、朱元璋也自叹不如的。     　再说那政权更迭之间，总是难以跳得出的以暴易暴、流血牺牲，是不是在晚清民国的政权更迭中被和平方式替代了？表面上是这样的，南北和谈、清帝和平退位都是事实。可是，本质上并非如此，坚持此论的总不能说北洋军与南方革命军在辛亥年间那数次战斗是子虚乌有吧？须知，北洋军虽然听命于袁世凯，但从归属上说是大清王朝的国家正规军，国家军队与叛军（革命军）作战，虽然打了几场不算很惨烈的战斗，也还是有流血牺牲的，最后才逼得皇帝退位，这不是以暴易暴，又是什么呢？     有人可能会觉得大清皇帝没有以死相争，与革命军来个鱼死网破，而是选择了保留福利、和平交权的方式，因而显得格外的“通情达理”，而革命军方面也没有穷追猛打，还要优待满清皇室，也显得格外“通情达理”。其实，这只是因为，一方面，无论大清王朝还是南方革命军，双方都穷得很，没有钱继续打下去，也就是说没有哪一方能够扫荡并统一、平定全国，故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另一方面，大清的军权被袁世凯揽在手里，皇室天天要袁世凯镇压起义，袁世凯就是不听，而是打起了自己的算盘来，以革命军的压力来向清王朝要价，又以清王朝来向革命军要价，两边通吃。当袁世凯从革命党那里得到将来推选他当总统的承诺（大清皇帝总不能直接把帝位禅让给袁世凯吧，最多只能给他个宰相当当），他开始偏向了搞共和而非维护大清帝制。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连哄带骗下，清帝被赶下了台。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南北双方确实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和平，并且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人破天荒地试验起共和来，举行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覆盖全国的国民议会选举。这看起来热热闹闹的民主共和，不能说试验者完全是在搞表演，在最初，包括袁世凯在内，应该是有几分真诚的。但是，在一个完全没有民主政治传统和土壤的中国试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其操作不成熟而导致的政治乱象也可想而知。     当然，在这个时候，大清皇帝退位了，龙椅空在那里。想坐龙椅的人不是没有，但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内心的“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想法岂会从来没有过？只不过，孙中山同盟会集团和袁世凯北洋集团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一时之间，谁也吃不了谁，大家都暂罢兵戎，一起来试验共和，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复辟帝制。     　当这个势均力敌的局面被打破，经过对南方军队的裁减，和用于战争的钱从国外借到手，脆弱的平衡马上被打破，袁世凯的狰狞面目就露出来了。二次革命发生是袁孙两大势力的殊死搏斗，终于还是没有走出以暴易暴之路。只不过，在两虎相争没有决出最后的胜者之时，也即势均力敌之时，双方采取了和平的方式来一起玩政治游戏，当玩游戏的双方都觉得玩得不开心，玩得没有得到好处时，还是走回到以暴力决定最后的胜者，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历史相似之处。     这就好比刘邦虽然首先攻入咸阳，按原先定的游戏规则，刘邦应该坐头把交椅，但刘邦十分清楚，没有实力，那交椅不可能由自己坐，坐上去也坐不了几天，他选择了以退为进，把咸阳城交给项羽，自己去养精蓄锐，来日再跟项羽决一雌雄，事实证明，刘邦这一招管用了。真正决胜的是暴力，政权的更迭依靠暴力，这就是他们认可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