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有益性的探索及创新之论,决不是凭空的臆见,而是通过广泛占有史料并进行适当辨析之后的实证性的结论,不能不让人感到平实可信。从书中所引原始资料来看,大体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为官书、正史;二为诏令、奏疏;三为专门记载;四为地方志;五为野史、笔记;六为明人文集;七为家谱。其引用的原始文献已超过千余种。而在这众多的史料中,下面三个方面的史料又是作者引用的重点所在,即《明实录》、关于学校的专门记载以及明人文集。毫无疑问,作者为了使这一课题研究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显然已将《明实录》通读一过,并从中钩稽出了诸多关于明代学政的史料。作者除了引用已为明史学界熟知的关于国子监生的《皇明太学志》《南雍志》《续南雍志》《辟雍考》诸书之外,更是首次披露并引用了《苏州府学志》《常熟县儒学志》《两浙学政》等关于明代生员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此类文献,或为国内善本,或为海外孤本。此外,作者广泛阅读了明人文集,尤其是文集中提学道及地方学校教官的规条、学约或告示,从中发掘关于生员的史料,更可见其用功之勤。
(《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陈宝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