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修养。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晋商在这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尤其重视修身正己、人格修养。山西盂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交结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前人之愚，断非后人智可及，忠厚留有余。”由于晋商严于律己，为人诚恳忠厚，行商不欺诈，故人皆愿与之共事。晋商对于商号内成员之间也有修身正己、“和衷为贵”的要求，据晋商《贸易须知辑要》载，“做掌柜、大伙计不可自抬身价，目中无人。……至于小伙计、学徒，也要尽良心，严要求。”由此，保证了商号内部人事协调、和谐，共同为商号的发展尽职尽力。

晋商经营文化的成因，主要是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关羽神威文化现象的信仰训鉴、经商活动的必然要求、商人自身价值目标追求的动力使然等因素的冶化合力作用，而逐渐形成和丰满起来的。晋商在中国古代儒、道、杂诸家文化的影响下，遵循“王霸道杂而用之”、“儒法相渐”的伦理文化，奉行儒贾相通、义利相融、诚信戒欺，和衷为贵、勤俭为本的道德原则，竭力实践行业之间、人与人之间言必有礼、行必有信、取财有道、中和以德、慎待相与等一整套行为规范。如大德通票号，对其入号学徒要求“皆读《中庸》、《大学》，盖取正心、修身，而杜邪教之入”。晋商在经商实践中，还总结出许多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行商准则，如明代蒲州商人王文显提出了“利以义制，名以清修”的观念。

商业活动的效果，经受着社会实践的检验，这就决定了经商的道德实践行为要符合社会上人们的道德评价要求，受到社会实践的规范。晋商在长期的商业社会实践中，深刻认识到这个道理。晋商虽是地方性商人，但由于商业活动遍及海内外，他们很重视吸收当地文化适应当地习俗。据《清稗类钞》载：山西票号伙友“在蒙古者通蒙语，在满州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每日昏暮，伙友皆手一编，习语言文字，村塾师徒无其勤也”。旅蒙晋商大盛魁不仅要求伙友学会蒙语、俄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熟悉蒙地习俗，而且要学会针灸和简单的医药，用以沟通商人和蒙民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可见，晋商经营文化，是经商实践活动中，重视吸纳所到之地的文化，主动适应当地的文化习俗礼仪而形成的，是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文化。

商人的价值目标追求，首先建立在人格道德信用和商业信誉基础之上，然后才能实现其商人的价值目标和商业的盈利目的，这就决定了商人价值目标实现的动力来源：一是商人自我道德评价的内省力；二是社会道德评价的舆论力；三是道德价值作用对商人的诱惑力。三力合一形成商人价值目标追求的强大动力，来促进商人的立业心、敬业心和道德取胜信念。明代蒲州商人王文显训诫其子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他们为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而自我修养、正身的追求，使明清晋商洁身自好成为风尚。若有人一旦失足，人格尊严闪失，遂为同行所不齿，乡里所卑，亲人所指，失去营生，再业无门，也无颜回故土。也正因为如此，明清晋商敬业心强，商业信誉卓著，事业发达，为世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