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洪熙(明仁宗朱高炽)、宣德(明宣宗朱瞻基)以后,情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内阁的地位和作用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位时,朱棣时期任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熟谙政务的身份辅政,年幼的皇帝不能不把很多政务交给内阁办理,内阁的权力就逐渐加重。及至正统(明英宗朱祁镇)以后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有人20余年不上朝办事,国家的日常事务更只能推给内阁办理。本来规定,内阁只能承旨办事,内阁大学士不过是备顾问的辅助人员,但事实上,他们逐渐担任了代替皇帝草拟诏令敕浩的工作,还负责起草批复奏章的“票拟”任务;本来规定,六部及其他国家机关均由皇帝直接领导,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和权力均远较六部尚卡低(原来规定内阁大学士为正五品官,尚书为正二品官),各单位有事不得关白内阁,但后期的大学士有些兼任尚书之职,有些还享有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崇高政治称号,官阶又更定为正一品,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又演变为实际上是内阁属吏的状况,基本上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办法。在内阁大学士中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输,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便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权相”。朱元璋关于永废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内阁政治地位的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掌有了“票拟”之权。所谓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这实际上就是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职权,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所谓“代言之司”,所代表的乃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各衙门章奏留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拍板定案仍决定于皇帝的御批(当时叫做“批朱”)。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现在所拟“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所拟的“票拟”,万历前期,张居正所拟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批朱”的蓝本,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但在正统以后,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