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贸易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私茶贩卖问题。在茶马互市中，政府对茶叶实行了专项控制政策，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核定茶园数字，并且规定了茶马互换的比价，尽管如此，还是有私茶贩运情况。由于贩私茶到藏地，交易中茶价下跌马价上涨而造成了茶贱马贵，轻者说，使政府国库有亏，税赋减少，破坏了经济秩序；重而言之，造成边地不稳，扰乱了社会秩序，违背了明政府对藏地的既定政策。洪武三十年几乎全年都在整顿茶市。观贩茶之弊，“盖由守边者不能御防，或滥交无度纵放私茶，或假朝廷之名横科马匹，”B39主要责任不在藏地而在边吏。对此，明政府采取了“金牌信符”政策，不许在茶中掺假，对走私贩私处分极为严厉，如此时驸马都尉欧阳伦坐贩私茶事暴露，即被处以死刑，茶货尽被没收，对举报者给以重奖，一时间私茶贩运有所收敛。但禁私政策也是很灵活的，洪武三十年，朵甘、乌思藏使臣夹藏私茶被查获，谕旨曰：“禁令以防关吏及贩鬻者，其远人将以自用，一时冒禁，勿论”B40予以宽宥。可见边地卫所经整顿后作用明显，也反映了明政府安抚藏地的良苦用心。四、尚用僧徒，阴助王化西陲卫所制的建立以及朵甘、乌思藏行政架构的完成，为明朝执行其最主要的治藏政策即尚用僧徒提供了保障。“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B41是明朝充分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民族中的影响达到其统治的基本思路。总的说来，洪武朝对教派的封赐是有倾向性的，萨迦派还是有着一定的地位，但此时乌思藏实际统治权在帕竹政权手中。明初，帕竹掌权者章阳释迦监藏即遣人入京朝贺请封，帕竹噶举派地位凸显，1373年释迦监藏被“明太祖朱元璋授于大司徒、勤国公、灌顶国师等封号，赐予他领西藏全权的诏书和福禄羊脂玉印”。B42同年，封萨迦派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玉印，“玉人制印成，帝示玉未美，令更制”，以示怀柔。后又封萨迦派公哥监藏巴藏卜为大国师。以上是尚用僧徒的第一阶段。到了永乐年间，对西北各卫大喇嘛分别授给禅师、国师、大国师、西天佛子等名号，准予世袭。其中最主要的是成祖所封的三大法王及阐化王等五王。五王各有自己的分地，承担奉贡（三年一贡）、通驿任务；三大法王“以游僧不常厥居”，贡期不定，他们最重要的职责是抚化人民，在各卫的监督之下协助中央管理藏地，除护教王无嗣绝爵外，终明一代，各王奉贡不绝。此外，成祖尚封“西天佛子”二人、“灌顶大国师”九人、“灌顶国师”十八人，还有许多其他僧官，是谓尚用僧徒的第二阶段。这些僧官品级国师以上都相当于俗官之三四品，位阶很高，而国师以上和主要土司都可定期遣使直接向中央政府修贡，从明廷取得几倍于贡品的回赐。他们留恋贡市之利，朝贡人数、次数逐年增加，于是有以后“定五百人全赏，遣八人赴京之制”。B43从明前两朝特别是永乐朝看，对“诸卫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喇嘛、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至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由是诸僧及诸卫土官辐辏京师”，B44自是藏地与中央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加强了明中央对藏地的直接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