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还具有保证邮驿畅通，护送使者，保护朝贡者不受侵害、劫掠的职能。在承担驿邮任务的同时，还协助地方及王（所封五王）在朵甘、乌思藏等处设立站赤、驿站。卫所缴纳贡赋，国师等进贡以及朝廷赏赐和文报传递等运输任务是很繁重的。在太祖朝时，朵甘、乌思藏等贡使与朝廷往来基本上由河州卫承担护送任务。随着运输任务的增多，到了永乐年间，在元代站赤的基础上恢复设立驿站。1405年，必里、朵甘、陇答诸卫与阐化、护教、赞善三王“复置驿站”；1407年，“敕都指挥同知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处设立站赤”，B26以后又“往乌思藏等处分置驿站”；B27到了永乐十二年（1414年），诸卫所协同三王“共修驿站，诸未复者尽复之。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盗寇矣”。B28驿站役力一般由其所处之地人民承担，如松州卫在上表中所言，“宜以其地户口之数，量其民力，岁令纳马置驿，而籍其民充驿夫，以供徭役”。B29驿站的恢复和设立，不但保证了运输任务的完成及政令畅通，而且还加强了藏地同内地的联系，为开发祖国边疆作出了巨大贡献。3、卫所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即招谕，河州卫因其特殊的地位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洪武六年，卫镇抚韩加里麻随“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持敕同至西番，招谕未附土酋”，B30后帕木竹巴首僧吉剌思巴等归附中央；除到乌思藏内行招谕职能外，朝廷宣旨赏赐一般也在各卫所举行。洪武二十五年，尚膳太监而聂敕谕必里诸番族时即是在河州卫，诸族贡马得茶。处于前沿的卫所具有先谕后讨之职能。洪武三十年，长河西首领不“思君臣大义以时来朝”，B31上谕其欲遣大军入境问罪，故其于次年入南京朝见。永乐十九年，西番内部一部族遭另一部族劫掠，“事闻，命都指挥使李达遣人谕之，令悉还所掠，各守疆界。如执迷不悛，发兵征之”。B32可见在抚慰边疆部族、维持地方秩序、调解边疆部族间矛盾方面，卫所制也是起着积极作用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明朝中央与藏族地区有明一代的良好关系，固然与“尚用僧徒，贡市羁縻”的政策有密切联系，但同时不应忽视其基本军事制度即卫所制在藏地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制度也符合明朝在军事上对藏地的基本思路，“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病，不以无疾而服药”，“故为国者，但当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B33同时，这与明初政治形势也是密切相关的。卫所制在西陲的建立，真正达到了明中央的统治目的，保证了中央政策在藏地的施行，可以说，明军事制度之卫所制在西陲的建立，除具极强的军事功能外，亦有一定的社会作用，构成了明朝对藏地进行统治的重要一环，不可忽视。这里附带指出的是，除了建立起卫所制外，中央还在元代土司制度的基础上，在朵甘、乌思藏等地建立起了非常完备的土司制度，但还是归卫所管辖，每个卫管辖若干藏族土司，土司制可以说是对卫所制度的有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