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主义的变迁

，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孙中山民国五年在上海政见演说会演讲时亦说：“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石不固。观五年来之现象，可以知之，今后当注全力于地方自治。”但从清末民初政治斗争的轨迹来看，政治家和地方军阀往往是在与中央作斗争时便祭起地方自治的法宝，一但推翻中央政府后，便开始向中央集权发展，逐步压制地方自治的空间，直至取缔地方自治。  　　

　  民初的联省自治本是清末地方主义的延伸，它的出现有着特殊、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清末西学东渐，西方宪政思想开始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戊戌变法失败后，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维新人士纷纷避难海外，大量学生东渡日本求学，他们广泛接触明治维新后已经成熟起来的日本政治制度，了解英、美、法、瑞士的联邦政治和自由主义的宪政思想，把联邦主义的理论和国外的地方自治经验传播到国内，留学生、维新派、革命党人在自治理论研究和思想的传播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外来思想家中，卢梭对中国早期联邦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梁启超1901年发表了《卢梭学案》，辛亥革命时，各省的独立运动便以梁启超介绍的卢梭思想做理论基础。美国学者杜威在应邀来华演讲时，把美国的联邦制度和美国的政治自由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完美的结合。胡适也有这种思想，大力宣传杜威的学说，这是对期待中国由地方自治起步逐渐实现宪政的人们的肯定和鼓励，使他们的奋斗有了目标。检阅民初报刊，从辛亥革命直到抗战前南京政府执政的十年里，介绍、研究、宣传地方自治、联邦主义、联省自治的文章多如牛毛，众多著名的学者、文人、政府官员、报刊编辑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的确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但也应该看到，民初西方宪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所造成的影响，主要还是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联省自治的更实在原因，是袁世凯死后各省对北洋系武人把持下的中央政府的极度失望、对军阀连年内战的怨恨和无奈之举。尤其是当国民党以广东为基地公开讨伐北京政府之后，夹在南北之间的各省地方势力深怕战火烧到自己的地盘，在国宪未定、国家行宪之日无望的背景下，湖南首倡省宪，四川、浙江、广东、江苏、湖北、云南、贵州、广西也纷纷制定省宪，地方官吏、士绅协商联省自治，把保境安民建设乡梓视为力所能及的政事，他们图强自保，以苟活于军阀混战的乱世。

　　北伐胜利后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便也开始在统一的旗帜下向中央集权发展。裁兵、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