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台前后的法律制度

去“防”，以“迁”而“避”。清朝官员房星曜在任侯补通判时上言议道：“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境，划地为界，仍后海禁，犯者坐死。破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粒，立即饿毙矣。”而清朝迁海令也明确反映了这一思想，这虽然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得台湾因与大陆的贸易往来受到限制。使之不会长时安然从大陆获得多种物货以久据台湾，而且也有避免沿海一些有所富裕之地不为兵战而受摧残之多种意图，但实际上，清政府的算盘并未打好，结果是迫使台湾商人与日本、英国、东印度各国南洋大行贸易之道，而大都财政收入减少，人民生活困难，海防空虚，田地荒芜。出于这些原因，加上一些开明王族和大臣要员的劝谏，1683年12月清廷决定：“今海外平定，台湾、澎湖设立官兵驻扎，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应尽行停止。”可见康熙朝时的海外政策概与海防危胁有关，一旦克台灭郑，即大谈“当以国计民生为念”之道理，否则又是“恐水症”，意不习水战之理。三藩灭后虽欲取台湾统一中国，但是由于“不习水战”。“重臣宿将，至于道路之口，言海可平者无一焉。”4以放于闽浙总督竞上曾疏题清“以荷兰为先锋，攻克两岛，然后合攻台湾还荷兰。”而台湾的内乱也为康熙果断决定由施琅率兵攻台提供了重要条件。康熙帝认为：“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以为“海外有吕宋、噶喇巴等处，常以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北即海贼也，而且“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地方人互相往来”，应该“予为措置” 5，而统治者康熙又因此怕海外贸易祸及统治安全，于1717年禁止往南洋贸易，以避免台湾等地汉洋勾结，威胁其统治，宁愿少得一些海外贸易税收，人民生活困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