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難以理喻的妖術，惟在主乎其常，採取以逸待勞，令其自身逐漸消止。雖然自乾隆起對帶有「妖術」或「邪術」之類案件的懲處日趨嚴厲，在乾隆一朝以「謀反」、「大逆」定案的即有數十起，但是嚴刑峻法並沒有達到「辟以止辟」的目的，以「左道邪術」為特徵的秘密教門愈演愈烈，導致嘉慶十八年（1813）的天理教起事直接殺入紫金城，嘉慶驚為「漢唐宋明未有之事」。 大多數妖術謠言直指人們生命意識中最迫切關注的問題，如生命或財產安全等，這類謠言表達了那些害怕遭受傷害的人們的擔憂，因而謠言變得無限重要，越是荒誕不經的傳聞，人們越是敏感。在這種情境下，闢謠沒有任何意義，人們尤其關心那些主觀資訊，而忽略可以核查的事實。謠言的依據越是帶有感情色彩，用事實作為對付它的策略越是不靈。對謠言和闢謠的最新研究顯示，即使人們不相信謠言，也會受其影響。而且，人們可能受到闢謠的反面影響，即人們相信闢謠的真實性21。因為所有的闢謠都會帶來兩種後果，一是使那些未聽說過謠言的人知道了謠言；二是試圖影響那些已經知道謠言的人。 從近代中國多次發生妖術謠言大恐慌中可以看出，清廷深諳妖術謠言對人們具有很強的蠱惑力，乾隆說「此等造作訛言，最易煽惑民聽」22。清廷下令捉拿剪辮匪徒處在兩難境地，在滿清統治時代，頭髮並不屬於個人所有，個人無權處置自己的頭髮。對清廷而言，剪辮意味著反叛，蓄辮則表示歸順。儘管清帝知道「妖由人興」意味著甚麼，但是一味對剪辮謠言放之任之，又擔心會被反滿人士利用，釀成真正的叛亂；如果大張旗鼓地捉拿剪辮之人，同樣會激起反滿情緒。同時皇帝又很擔心「胥役人等，從中藉端滋事，致累閭閻」23。的確，面對乾隆多次催促拿獲剪辮疑犯的壓力，督撫們為了自保，在抓不到真正的剪辮之人時，只得濫捕無辜，鞫刑熬審，於是乎，誣告、栽贓、不斷擴大的冤獄、謠言與小道消息、官吏的腐敗與公眾的歇斯底里、私刑與公堂上的逼供、人人自危與人人自保交織在一起。所以，清廷期望於地方大吏能夠體察皇帝的苦心，認真辦理此類事件，最好是既能抓獲剪辮匪徒又不驚擾四鄰。但是地方大吏對這類妖術案件並不像皇帝那樣緊張，他們往往會裝聾作啞，拖延擱置，實在隱瞞不下去，則抓獲幾個替罪羊（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妖術案件層出不窮，但是官方幾乎沒有抓到一個真正的主謀者）24。這就導致中國社會信任的缺位，信任的缺位在社會危機時尤為突出，人人都可以用「妖言惑眾」這樣的罪名來惡意中傷和陷害他人，誣陷成為普通人一種突然可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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