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戒严，于是守固矣，可以战。22 这样，在傅鼐主持下，苗疆五厅县共筑汛堡、屯卡、碉楼、哨台、炮台、关厢、关门“一千一百七十二座”，“又凤凰厅接连乾州厅沿边开筑长墙濠沟一百一十余里”。23与此同时，又大力推行屯田，“均亩养丁，自穑自卫；始于所属，次暨于乾州、麻阳、泸溪、保靖、古长坪……先后合屯十有二万余亩。”24 清代的这一段边墙主要以条石筑成，当较为坚固，它是否因袭明代苗疆沿边土墙凤凰至乾州段故址而筑，尚未见到明确的记载。在随后的岁月中，清代边墙也没有像明代380里沿边土墙那样，一再被提及和强调。道光初年一份奏折中的描述，预示了该边墙“必致倾废无存”的命运：边墙“原筹有岁修经费贰千九百余两，由辰沅永靖道经管支销，遇有坍塌，随时补筑。乃闻近年来报销不实，各厅县碉卡等项坍塌者，多偶值督抚巡阅之时，亦仅于所经过之处略加粘补，此外听其颓坏。似此年复一年，将来必致倾废无存”。25 三、明清苗疆社会的变化及意义 以上我们对明后期380里苗疆边墙和清中叶110里苗疆边墙之修筑始末作了尽量简洁的描述。作为明清两代经营苗疆的一种手段，边墙在不同时期界分民苗、防御“苗患”的作用自不待言，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苗疆边墙或有更深的历史意蕴，折射出明清数百年间苗疆社会变迁的某些重要侧面。 中原王朝对西南部滇黔“苗人”聚居地区逐步实施直接的统治，始于明代。明初30万大军平滇，主力溯沅水至贵州镇远，再沿“黔中通滇孔道”通过黔省腹地，进入云南曲靖。无论是西南土司朝贡，还是朝廷命官上任，多经由这条传统驿路；而以嘉靖、万历两朝为甚的向湖广及黔省征派的“皇木”，也多由沅水顺流而下。湖南苗疆就在沅水辰州至沅州段的西侧，且区域内辰水、武水、酉水也在这里汇入沅水。因此，不管是万历间蔡复一修筑苗疆边墙，抑或此前宣德间萧授筑堡、嘉靖间张岳设哨，拱卫这条重要驿路的目的显而易见。 即使到了清代，灭南明、平水西、削吴藩、辟“新疆”（今黔东南地区）等行动，仍资沅水为军队及给养的主要通道。而其作为经济大动脉的作用，在清代益显突出，如随着朝廷对沅水上游另一条支流清水江的控制和疏浚，自乾隆至民国初年，清水江流域大规模的木材采运贸易，完全依赖沅水与外部市场网络相联接。由此一来，苗疆地区的稳定就成为维持区域内和区域间政治、经济系统正常运转的前提之一。因此苗疆地区明代后期设有偏沅巡抚、辰沅兵备道等重要军事机构；清代也设有辰沅黎靖道或辰沅靖道或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