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以游兵修葺，方可随时保固无虞。然此乃后来之虑，今且不必预计。但墙今须创而非修，则所捐亦须捐创而非止捐修。13 尽管刘应中也认为边墙可为“御苗之藩篱”、“全楚之保障”，但他对捐修边墙持异议的情形跃然纸上。作为辰州知府，刘应中以“辰属冲残荒瘠”、边墙修筑“非独辰州一郡之事”，将这一难题上交“各宪裁夺举行”，自在情理之中。证诸后引的史料可知，清代第一次修边墙之议并未付诸实施。 清代的又一次议筑苗疆边墙，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湖广总督鄂海在其所撰《抚苗碑铭》中，言康熙帝灭郑氏收台湾、平噶尔丹拓喀尔喀，宏威远播，“由是薄海内外，尽入版图”，接着话锋一转： 惟红苗僻处南服，虞夏以来未闻向化，依岩据谷，时出为民患。康熙五十年，臣鄂海膺命总督湖广，披图按籍，以镇筸边墙宜用旧址修筑，绘图奏请。皇上睿虑渊深，谓：如尔议，未足扞御红苗，命同提督、巡抚会勘。臣鄂海于九月己酉，偕提督、巡抚、总兵诸臣，自五寨司城北出旧边墙，驰入苗地；庚戌至毛都塘，苗人吴老铁等率其子弟导迎，申述诚款；壬子复自司城至乾州苗境，宣上德意，徧谕诸寨渠长，群苗踴躍忭舞，咸顿首曰：……皆愿为编氓，输赋供役，以奉天子。 于是先后有毛都塘五十二寨、盘塘窝八十寨生苗归服。康熙皇帝闻奏，表示“朕视天下内外一体”，要求地方文武“令皆安堵乐业，咸遂生养，从容化导，教之礼让。”14不难看出，此次奏议修筑边墙，或许因为地方官员意识到，此时以边墙事妄渎圣听不合时宜，以至有了与“睿虑渊深”的皇帝的意志相配合的大转变；或许有别的缘由，总之是不了了之。 大体而论，清初朝廷对苗疆的治理，是其经营整个西南地区的重要一环。或许，地方官员两次提出修筑边墙，都与王朝统治进一步深入苗疆的实际需要有关。这种统治力量的渗透，如苗疆五厅县的先后设置，势必对苗疆地区产生深刻的影响。以永绥厅为例，康熙年间，镇溪所上六里苗民前后数次奔诉有司，愿归版籍，改土归流，最后一次地方官查议称： 康熙四十九年九月，据土弁宋纯汉禀称：六里苗人龙德思等愿得复归版图，请令土弁约束、乾州同知管辖。臣（布政使佟国勷暨乾州同知蒋嘉猷等）查镇溪所六里苗民从前虽听保靖司管抚，今龙德思愿为圣朝编户，归汉纳粮，似难阻其归诚，相应准令复业。但宋纯汉土弁微员，镇溪既设流官，应将六里苗民责令土弁专司约束、乾州同知管辖、辰沅靖道经辖，则抚驭得人，而苗民永沾圣化矣。15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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