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们大致可明了与此开发过程相伴随的官府军事征剿和苗人叛服无常，并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明末苗疆边墙修筑所映射出的这一地区有明以来发生的某些重要变化。史载： 明宣德间，萧授筑二十四堡，环苗地守之，捣苗巢穴，而苗近百年无事矣。至嘉靖中年，苗大猖獗，张岳改为十三哨。其后，或因或增，至为四营十四哨，卒无以防苗也。10 于是才有了万历年间三百余里边墙的修筑；而且，边墙不仅成为“民苗之限”或“汉苗之界”，后来也是“生苗”与“熟苗”相区分的一条界线。苗疆的人群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由此而变得更为复杂。此外，从整体上来看，“湖南苗疆东、南、北三面周围七百余里，环列苗人二千余寨”11，唯筑边墙于东南一带，或当另有深虑。 虽然边备要臣蔡复一请公帑筑成此苗疆边墙，“复设营哨，养汉土官兵七千八百名，各哨选游兵头目、巡墙队长，领兵数十名，虽雨夜接替传签、沿墙巡视；墙圮则令兵时为补葺”；然而，其界分民苗、防御“苗患”的功能尚未及充分发挥，崇祯年间“寇乱苗叛，土墙尽踏为平地矣”。12明清之际边墙已是残垣仅存，但清初乃至清中叶，当朝廷重新经营苗疆之时，边墙故址仍被引为“汉苗”界址，成为各级官员讨论苗疆事宜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二、清代苗疆边墙的议与筑 清初数十年间，固国基，灭南明，平三藩，无暇关注僻处南服一隅的苗疆。直到康熙年间，作为控制及经营边疆可供选择的一种“一劳永逸”的策略，苗疆边墙的修筑才先后两次被提出来加以讨论。 康熙十九年（1680）起任辰州知府、乙丑苗乱时“摄分巡道篆”监军的刘应中，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奉命会同有关官员，在实地考察并访询寨老的基础上，根据苗民家藏《传边录》，厘清了明季苗疆边墙创筑及巡防始末，作《边墙议》，对边墙修筑持慎重的态度： 欲兴筑，必先议费所出，今既无公帑可捐，又不便累民以疑众；且所需金以数万计，边荒文武岂能自捐？况近墙各寨皆熟苗，常资以卫内地，其田亩绣错，非荒壤比，岂便复筑土墙隔之于外？是以未敢轻议。 他还强调边墙修筑的困难所在： 工程浩大，先年原系分守湖北兵备道蔡公创建，今事隶司牧，非边方末弁所能捐助。窃思旧虽有边墙，而倾颓已久，今不过仅有陈迹；若欲复旧，则实需创而非修矣。盖修不过因其间有缺坏而酌量补葺，所费有限也；创者，则从新建造，自无而有，所费则钜也……且当日虽有边墙，亦须七千八百汉土官兵，沿墙分布看守，日夜巡逻；若遇倾圮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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