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西洋医学；统治阶层；知识精英；中医药界；社会民众 西洋医学最初登陆中国要追溯到明朝末年。据载“1600年以前，西方的医术已渐次流入中国。”[i]但是，西医有规模地登陆中土则发生在十九世纪。这项医疗技术的嵌入，对中国传统医疗格局乃至社会生活、社会心理都带来了微妙而深刻的冲击，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对西医的认知和接纳都经历了复杂的心理转折。 一、统治阶层： 疑虑与接纳 西洋医学与中国统治阶层的最初接触始于康熙帝。《燕京开教略》有载：“康熙偶患疟疾，洪若翰(1687年来华)、刘应(1687年来华)进金鸡纳，……皇上以未达药性，派四大臣亲验，先令患疟疾者服之，皆愈。四大臣自服少许，亦觉无害，遂请皇上进用，不日疟瘳，……特于皇城西安门赐广厦一所（按：即北堂）。”[ii] 受益于西来之术，康熙开始格外宠信传教士医师和西药。据《中国医史》记载：“康熙好了不久，威风凛凛地带着一大批随从从宫廷骑马出城，并且破例允许人们在街上观看，……陪同出游的有四位神父：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iii] 此后，一些传教士医生继续为宫廷服务，著名的有罗怀忠、罗德先、安泰等。另外，巴新、巴多明等教会医生也先后在雍正和乾隆宫中充任御医。 清初，西洋医学对以康熙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形成了第一波冲击。康熙对西洋医学的垂青，在清朝历代统治者中最具代表性。即便如此，他最初也没有掩饰对西医效用的疑惧。前文所述，传教士医生洪若翰和刘应带着金鸡纳到宫中为他治疟疾，康熙并没有立马服用，而是令四大臣和其他疟疾患者先行服用以观效果。在他和传教士医生乌尔达的一次玩笑中，也多少流露出对西医不信任：“皇上望西洋内科乌尔达说玩话：‘你治死了多少人？想是尔治死的人，比我杀的人还多了。’皇上大笑甚欢。”[iv]这种心理反映了国人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微妙心态。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优越感支配下，习惯于把外国视为蛮夷之邦，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成见，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构筑了一道心理屏障。康熙晚年，清政府出台禁教政策，中国又经历了近百年的闭关自守。耶稣会士的活动进入低潮，“无论于传教或传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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