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唐以诗赋取士，学者多引《唐会要》、新旧《唐书》或《册府元龟》语。《唐会要》卷七十六《制科举》载：“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首。”（注云：“制举试诗赋从此始。”）《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三《贡举部·考试一》亦记此事曰：“（天宝）十三载十月，御含元殿，亲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词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而暮罢。其词藻宏丽科，问策外更试律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一首，自此始也。”此外，《旧唐书·杨绾列传》记载说，天宝十三载（754），“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罢。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又，《新唐书·选举志上》记：“永隆二年（681），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 于是，后来研究者也就以此为基础，不断发出唐始试诗赋的议论。如：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八“进士”条云：“唐初制，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则曰：“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又傅璇琮先生申论：“说永隆二年起试杂文，即是试诗赋之始，实际上最初所谓杂文者只是箴表论赞等，后渐为赋或诗，杂文专试诗赋已是开元、天宝之际”[1]；“应当说，进士科在8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2]，与徐松论同。而李调元《赋话》云：“不试诗赋之时，专攻诗赋者尚少。大历、贞元之际，风气渐开；至太和八年，杂文专用诗赋，而专门名家之学，樊然竞出矣。”但又有学者说：“以诗赋取士不始于初唐而始于初、盛之际的神龙至开元年间。”[3]还有学者称：“武则天同太宗一样，十分重视科举考试。她在这方面的一个大手笔就是改革进士科内容，以诗赋取士”，甚而认为以诗赋取士为李唐王朝之创制，说“自武则天开启以诗赋取士制度之先河”[4]。 不过，就以上言论来看，其共同点皆为：唐始以诗赋举士；另外，许多学者都认同“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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