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又与科举无异。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尤皆切于实用。是在官绅申明宗旨，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国家既获树人之益，即地方亦有光荣。 这道谕令宣告自隋朝以来实施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的终结。明清以来，科举制作为士民的晋升之道，成为国家政治、文化与社会制度的汇集点。科举的废除也就意味著传统仕进之路的断绝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废除，当时的社会反响却是相当的平静。同时，各种学堂迅速增加，应了谕令中所谓「科举阻碍学堂」之说。 对于这一事件，前人或从宏观综论科举废止的社会影响，或从微观考察清政府废止科举的决策过程2，从而对这一事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这样一个重大制度的废止，却没有在士绅阶层内部引起大的社会反响，其原因何在？对此却著墨不多，似仍有探讨的必要。本文拟从清代仕途结构的变化、官方政策的制定以及士绅阶层的因应三个方面来讨论。 一 清末科举的废止并不是一时的行为，如果从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算起，整整花了十年时间3。在清代，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更重要的，它是一种选官制度，其变动涉及到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化。由于科举是士人入仕之途，因此从清代科举与仕途关系的变化来看，或许更可见清末废科举的社会结构背景。 总的来说，清代民众入仕之途虽广，就其大略而言，分为正途的课目与异途的捐纳4，但科举是清代最基本与最重要的选官方式，且在制度上，科甲在任官上明显优于捐纳。然而到十九世纪中国士绅阶层内部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绅士总数的增加，一是「异途绅士的比例上升」。太平天国前，「正途」官员对「异途」官员数之比约二比一。太平天国后两者相当接近，约为四比三。而在清代士绅总数中，太平天国前一时期，只有32%的人出身于「异途」，而太平天国后上升为36%，这表明士绅本身内部结构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动。「异途」出身士绅数量的大量增加，并有力地渗透到上层士绅集团去，削弱了对科举的尊重5。这一变化在仕途上的反映是，由科举入仕的比例下降，而由捐纳入仕的比例上升。根据《大清搢绅全书》对清代数个年份的所有品级的地方官员的统计（见表1），明显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初年到二十世纪初年科举废止前，地方官员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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