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动物及动物图像非图腾的新证据

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藏玉壁上的鸟纹（江松《良渚文化的冠形器》图四，《考古》1994年第4期；杜金鹏《良渚神祗与祭坛》图一一，《考古》1997年第2期）与华蓥山出土鸟形骨器化石形神俱似。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这些鸟形图像及其变形纹饰，实质上都是心宿三星崇拜的产物，是星宿三星的象征物，是其表现和表达方式，是远古人类行用火历、用大火星（心宿二或心宿三星）授时的证据：火纹象征大火星，三足乌、弧边三角纹均是以“三”数指代心宿三星，上加三个圆点也表示心宿三星，加一个圆点表示中间最明亮的星宿二，而鸟纹即表示火鸟（后来的祝融）非指太阳鸟。史前的三足乌图像不是太阳鸟，太阳鸟之说应是汉代人对古代图像的误读所致（参见拙著《伏羲画卦》）。这种表达方式还见于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中间12道弧形齿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其四周四只首尾相接的凤鸟表示一年四季，每只凤鸟都只有一条腿三爪接近火纹形，而双翅奇小作火纹状，它们都表示心宿三星授时和崇拜（而非太阳鸟），合则表示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图见朱章义、张擎、王芳《金沙：闪耀古蜀国珍宝的辉煌》，《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19日头版）。金沙出土金器鸟纹及上述史前文化鸟纹用“太阳鸟”都是讲不通的。 根据笔者对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的分析、研究，用象（图像、形象、意象）、数（数量及数量关系）结合的办法来反映和表达当时的科学文化、思想观念、信仰等是一普遍而基本的传承、记载方式，而且在极其广阔的时空内都是如此。如中国境内约自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之初至今都存在和使用这种传承方式：史前时代是原始人最主要和基本的传承方式，夏、商、周逐渐向以文字为主过渡，秦汉以来文字取代了纹饰的地位但仍有典型的器物和图案结构存在如1996年四川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上的设计图案（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至今我们也仍在使用这种传承、表达方式如故宫的形制和其间存在的数量关系（祝勇《宫城：数字里的密码》，《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12日），如中英街警示钟的设计和寓意（段萍《中英街警示钟的保护与修复》，《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2日），如纪念邓小平诞辰百年“实事求是”宝鼎的设计和寓意（罗安银《“鼎”天立地  匠心独运——世界最大青铜宝鼎诞生纪实》，《广安日报》2004年8月13日），如2004年宝鸡市纪念炎帝典礼，“中华始祖炎帝之位”的牌位高95厘米，象征炎帝“九五之尊”的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