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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
第二章 北洋军阀集团与同盟会矛盾的尖锐化 第一节 袁世凯追求封建独裁和同盟会的反抗
www.hxlsw.com | 2007-6-1 16:21:17 | 来源:
唐内阁成立不久，就为坚持实行责任内阁制，与袁世凯发生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了它的垮台。责任内阁为《临时约法》所规定，又是同盟会所极力坚持的重要政治原则之一。蔡元培、宋教仁等人对实行责任内阁抱着满腔热忱。唐绍仪也试图负起内阁总理的责任，在施政方面不想事事听命于总统府。如裁军问题，他主张全国一律，“并非若袁总统之偏重南方”。对北洋派和同盟会之间的矛盾，他采取调和的态度，并多次向袁世凯表示：同盟会“诸君皆以诚相待”，“决无他意”。
①蔡元培认为唐绍仪的主张虽然与同盟会的主张不完全一致，但也可说是“调和南北之政策”。
②
袁世凯对唐绍仪本来是信任的，所以才任命他为内阁总理。但在袁的心目中，内阁不过是他的幕僚机构，总理只应起幕僚长的作用。因此，他非但不能容忍同盟会阁员坚持责任内阁，对唐绍仪也心怀猜忌，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
①他的党徒更露骨攻击唐“专事献媚同盟会，行动离奇”。
②
为阻挠责任内阁制的实行，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进行公开抵制。赵、段等在国务会议上竭力反对划清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限，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的整体，主张各国务员可“单独行动”，不必固守国务院的成议。讨论各项政策，他们也决然与各同盟会阁员立于对立地位。诚如蔡元培所说：“同一谋统一也，甲派（指同盟会阁员）主开诚布公，得各方面之同意，而乙派（指赵、段等袁党）主因利乘便，以一方面为牺牲。同一集权中央也，甲派主限制的，而乙派主极端的，甲派主驯致的，而乙派主袭取的。同一借外债也，甲派主欲取姑与，一方面为取给于本国之筹备，而乙派主为单纯之磋商。其他不同之点，大率如此。”
③到后来，赵秉钧索性经常不出席国务会议，有关内务部公事，直接向袁世凯报告，根本不把唐绍仪放在眼里。
但袁世凯的压迫，并没有使唐绍仪完全屈服。例如，在政府用人问题上，他仍旧主张“贵新不贵旧”，非万不得已，“决不可延用旧人”。
④他有时和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使袁气急败坏地说出“我老了，少川你当总统吧”之类的威胁话。到了
5月初，他们之间的冲突，便终于以借款问题为导火线而公开爆发了。
唐内阁成立后，因财政困难，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先以唐曾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逼他“谢罪”，接着又提出监督中国财政和军事开支的严酷借款条件。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同盟会所属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指出：银行团“监督我财政也，皆是致我国今日之死命”，“与其因监督财政而亡国，毋宁义旗再举，血溅权奸，为缔造艰难庄严神圣之中华民国稍延一线生机”。
①
4月29日，黄兴更通电提倡“国民捐”，以免“艰难缔造之民国沦为埃及”。
②唐绍仪考虑到同盟会的态度，于5月3日断然拒绝了银行团的无理要求。银行团大为不满。《京津泰晤士报》攻击唐绍仪“不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会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
③袁世凯认为唐损害了他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便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交涉。
本来就不甘心同盟会占有内阁一半席位的统一党和共和党，这时也把“借款失败”归咎于唐绍仪。他们指责说：“借款团之所以必求监督我中国财政者，由不信我政府耳；其所以不信我政府者，由南京所借比款约一千数百万，而其用途并未正式宣布。此次大借款，外人恐用途又不明瞭，不能不要求监督。”
④其参议员还准备向参议院提出弹劾，大有非推唐下台不可之势。共和党甚至已内定熊希龄为“候补总理”。而熊则在内阁内部屡为单独行动，动辄以辞职相要挟。
⑤统一党、共和党排斥唐绍仪，根本目的在打击同盟会。唐绍仪就说过：统一党、共和党“非反对我总理也，是反对我同盟会也”。
①
随着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同盟会阁员痛切感到，责任内阁决无实现希望。他们商议提出辞职，不做此“伴食之阁员”。唐绍仪也极表“赞成”，说：“公等辞职后，我亦得借此以辞。”
②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王芝祥改委事件。王任直隶都督，原是唐绍仪南下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协议，并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当时，顺直谘议局也发电要求以王芝祥督直，反对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但袁的许诺，如前所述，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放弃陆军总长一职，而由其亲信段祺瑞充任。因此，当
5月26日王芝祥到京，冯国璋、王占元等十余人便于27日联名上书袁世凯，声称直隶各路军队对委任王芝祥督直“绝不承认”，“且极愤懑”。他们说非有“声威兼著，在直隶有年，感情甚孚，及军界素所仰望者，难资镇慑”。
③袁随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委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并针对直隶各团体纷纷通电拥护王芝祥，令国务院致电署理都督张锡銮，不准各界“随意迎拒”。唐绍仪认为政府不能因军队反对，失信于民，力图挽回。不料袁竟无视《临时约法》关于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由内阁副署的规定，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给王，对内阁的权力表示十足的轻蔑。唐绍仪再也无法忍受了，遂于6月15日出走天津。
唐出走后，袁世凯一面派梁士诒、段祺瑞等人，先后到津作了一番虚情假意的挽留，一面开始筹组新的内阁。
唐内阁垮台，激起了同盟会的强烈不满。同盟会本部致电驻沪机关部，指出“唐为保持民国计，为保持约法计，不能不退者”。陈其美质问袁世凯：“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举总统可也。”
①上海、南京、广州、南昌等南方各城市一片谴责声，公开揭露袁世凯摧毁内阁，欲实行“拿破仑之目的”。
但是，同盟会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袁世凯把持权力早已堵塞了通往责任内阁制的大门，而只是从内阁的组织形式，探寻唐内阁倒台的原因。同盟会本部致上海机关部电中，即把袁世凯剥夺副署权和熊希龄的“独断专行”、混合内阁不能保持阁议一致的“弊端”，不加区分地相提并论，最后归结为：“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同，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遂使责任内阁“徒托空言”。
②
6月20日，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等四人代表同盟会见袁世凯，更明确说：“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着进行，实因党派混杂，意见不一之故。盖非纯粹政党内阁，当然有此弊病。”因此，“此后欲图政治之进行，非采完全政党内阁不可”。
③即使抨击袁世凯最猛烈的戴季陶，也认为“唐内阁之倒，则倒于党见混同；假使唐内阁而纯为同盟会之内阁，则必不能有今日之怪剧”，并提出“欲救中国危亡，定政府之内讧，以唯一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党内阁而外无他策”。
④为此，6月28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正式议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
⑤，同时作出同盟会员不得自由加入“混合内阁”等规定。
同盟会以为组织政党内阁，就能保证责任内阁制不受袁世凯干涉，而发挥它的正常作用，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则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相信它有力量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组织一个完全的“同盟会内阁”，以推行它的各项政策。蔡元培就满怀信心地说：“本会但本从前革命精神极力做去，政党内阁主张终有达目的之一日也。”
①同时，同盟会宣称它主张政党内阁就是为了“革除社会专制思想”、“养成政党习惯”和“引起人民政治兴味”。
②这不啻是向全社会树起了一面坚持共和、反对专制的旗子。
其次，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针对袁世凯坚持混合内阁而采取的对策，具有明显的排袁意义。袁世凯挤垮唐内阁后，为便于操纵、牵制，极力主张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反对政党内阁。他说：“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材辈出，届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
③断然表示在他任总统期间，决不容政党内阁出现。同盟会针锋相对，坚持政党内阁主张，本身就意味着对袁世凯不信任，企图通过“政党内阁”进一步加强对袁世凯的限制。关于这一点，杨度曾说得很明白：政党内阁的主张虽“云根据学理”，实对袁世凯“尚未充分信用，含有防闲政策”。
④
二
陆徵祥组阁风潮
袁世凯挤垮唐内阁后，为阻止同盟会组织政党内阁，计划二次内阁“一切照旧，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可耳”。
①关于国务总理，他最初放风说由徐世昌担任，因遭到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的反对，后转而属意陆徵祥。陆徵祥（
1871—1949），字子欣，又字子兴，是清末一个长驻国外的外交官。武昌起义爆发时，任驻沙俄公使，受梁士诒策动，曾联合一些驻外使节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因而得任唐内阁外交总长。他表面上无党无派，实际上一切听命于袁世凯。所以袁认为由他担任总理，既可达“超然总理混合内阁”目的，又能随意操纵，并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陆起初尚犹豫，袁答应“代负责任”，陆方欣然应命。
②6月29日，经参议院多数通过，袁世凯正式任命他为国务总理。各国驻京公使纷纷致函称贺。
同盟会同意陆徵祥任总理，但对组织超然混合内阁抱抵制态度。
6月28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议决阁员全部退出内阁。7月1日，再次召开会议，强调“此次既系超然内阁，凡本会会员皆不得自由加入，务使本会主张先后一致”。
③同盟会这一行动，打乱了袁世凯企图利用同盟会为他继续装点门面的如意算盘。因此，当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等同盟会阁员，遵照党议到总统府向袁提出辞职时，他并没有立即同意，甚至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留君”。蔡等当然坚辞，蔡并针锋相对回答说：“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①7月10日，他们又联名致函陆徵祥，声明从即日起概不到院，从14日起概不到部办事。袁无奈，只好批准蔡等四人辞职，但仍继续物色同盟会员入阁。
袁世凯认为孙毓筠、胡瑛、沈秉堃三人既有同盟会籍，且“所持主义稳健”
②，打算拉他们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和工商总长。同盟会听说后极为愤慨。宋教仁发表谈话说：“袁世凯此举，系一种逼奸政策。”
③同盟会本部一面派魏宸组劝袁打消此念，一面于
7月14日召开会议，作出孙、胡、沈三人不得参加内阁的决定。然而，袁世凯除将胡瑛换成王人文外，仍执意拉孙毓筠、沈秉堃入阁，而且不出袁所料，还得到了共和党的支持。该党表示“以大总统信任之人组织内阁，各党不必干涉”。
④为保证参议院顺利通过袁世凯所信任的人选，共和党还极力拉拢统一共和党，许诺将支持位置该党的参议员为国务员。
⑤在共和党的引诱下，统一共和党为使殷汝骊、谷钟秀、吴景濂等人进入内阁，遂与共和党采取了完全一致的态度。这样就给同盟会限制袁世凯的正义斗争蒙上了一层党争的色彩。
7月18日，袁世凯派陆徵祥到参议院要求通过所拟阁员补充人选。他们是财政周自齐，交通胡惟德，司法章宗祥，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堃，教育孙毓筠。同盟会本来不同意混合内阁，自然反对。统一共和党原抱入阁希望，现竟无一人，自知受了共和党愚弄，同样愤愤不平。而共和党部分议员也认为陆徵祥演说“言词猥琐”，不配做总理。于是，陆演说后，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当即于投票前“先提出不信任总理问题”。袁世凯闻讯，急忙致函参议院，提议暂缓投票。次日，参议院讨论投票与否，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以袁函非正式咨文，不予承认，坚持投票。结果，袁所提六阁员，一律被否决，并演成全国性的政治风潮。
陆徵祥于六总长被否决后，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则“仍持极端的超然内阁主义”，宣称：“无论如何，总不能改我此项宗旨。”
①他先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指责参议院“挟持党见，故作艰难，破坏大局”
②，继邀各党派参议员六十多人至总统府开“茶会”，大谈内政、外交危迫，要议员化除成见，协力挽救“国家”。接着，他又将参议院否决阁员情况通电各省，煽动说：“世凯诚信未孚，以致动遭扞格”，“但有转圜之余地，决不惜降心以相从”。
③北洋集团及其追随者心领神会，随即纷纷发电，攻击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只知有党，不知有国”，要袁“将提出各员仍交该院再付表决。如其不知自反，一意把持，惟有先行派署，以专责成”。
④章炳麟也致电黎元洪，要求一致主张“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孙毓筠则写信给袁世凯，表示“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湖北四镇统制邓玉麟等甚至声称要以武力相对待，表示“虽受破坏立法机关之痛骂，亦所不计”。
⑤袁世凯见逼迫参议院就范的舆论已初步形成，遂乘势于
7月23日向参议院提出二次阁员补充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
为使所提二次阁员通过，北洋集团及其追随者向参议院、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进一步施加压力。仅
24日一天之内，他们便抛出《讨议员谷钟秀、吴景濂、殷汝骊等布告》、《忠告参议员图》、匿名传单各一件和“健公十人团”恐吓信一百零三封。参议院守卫长也于是日称病请假。25日，北京军警联合会再次召开特别会议，提出如不通过，就请袁世凯下令解散参议院。午后2时，毅军总统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直隶提督马金叙和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等军警要人，又于安庆会馆“招待”参议员、新闻记者及政界各员，声称“军人等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外患之迫，财政之危，劝告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以就急”。
①与此同时，共和党也不顾7月19日有该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部分议员投票反对袁世凯所提六阁员的事实，将否决六阁员的责任全部推到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头上，通电攻击两党有意陷国家于无政府地位。
对于袁世凯以军警威胁参议院的行径，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起初也进行了一定的揭露和抵制。特别是统一共和党曾召开会议，决议对陆徵祥“绝不信任”，并发表声明说：国务员任命由参议员同意，为《临时约法》所规定，“否认同意权者，是否认约法；侮蔑同意权者，是侮蔑约法”；本党议员行使“同意权”，正是为“保民党之精神，洗官僚之陋习，持稳健之政见，谋真正之共和”。
②共同的斗争，还使两党开始了谋求组织上的联合，但是毕竟没能经得起袁世凯的武力威胁。
7月26日，参议院投票表决二次阁员补充名单，两党多数议员都屈从袁的压力，投了同意票。结果，除蒋作宾外，其余五名阁员均获通过。实际上，二次阁员人选并不比前次好些，竟能获得通过，连袁世凯都感到意外。这说明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的多数议员都把维护个人的地位放在了首位，当他们的议员地位与“党见”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牺牲党见”以换取个人的议员地位。袁世凯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个弱点，采取由武装军警施加压力的办法达到了他的目的。
此后，以谷钟秀为首的统一共和党议员，为了挽救参议院表决的失败，在部分同盟会议员的支持下，提出弹劾陆徵祥失职案，指责陆负有军警干涉议员行使“固有权利”的责任。这当然只是隔靴搔痒，但即使这样，也很快又在袁世凯的破坏和共和党的抵制下，改成了“质问案”。
以上事实说明，陆内阁风潮实际上是唐内阁垮台后，同盟会为反对袁世凯破坏责任内阁制的又一次重要斗争，是袁世凯追求专制独裁与同盟会维护民主共和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可惜，同盟会当时还不懂得议会斗争必须以武力作后盾，因而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反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
三
张振武被杀事件
在唐绍仪内阁和陆徵祥内阁风潮中，同盟会领导人为了民国政局的稳定，尽量保持克制。但是，袁世凯并不以取得的权势为满足，也在寻找一切机会，分化、瓦解和打击革命党人。
1912年8月15日夜，武昌起义重要将领张振武和随员方维在北京被袁世凯突然下令捕杀，就是一桩典型事例。
张振武（
1870—1912），字春山，湖北竹山人。他于1911年6月在武汉加入共进会，后参与武昌起义的指挥，并于起义成功之后，出掌湖北军政府军务部。不久，孙武伤愈出任部长，张即退居副长。随后，黎元洪以群英会反对军务部为口实，先后将孙、张和蒋翊武解除军务部职务。当时，张振武虽然与孙武一起组织了拥黎的民社，但张实际上瞧不起这个被枪杆子逼出来的副总统。他对自己被无辜排挤出军务部非常不满，曾让人向黎元洪要求留任，甚至要求出任军务部长，因而引起了黎元洪的忌恨。
袁世凯对于首义地区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何况黎元洪是他在南方最重要的同盟者，利用黎打击革命党人，正是他的重要策略。但黎毕竟不是北洋系军人，而且还担任同盟会协理，如何防止黎倒向同盟会，也是袁所要考虑的问题。于是，他接受参谋次长陈宧献策，利用湖北内部的矛盾，玩弄阴谋诡计。陈宧跑到武昌，私下对黎元洪说：“三武不去（指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
①调虎离山，正合黎元洪的心意。
1912年5月间，“三武”先后奉召北上，由袁世凯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但张振武对此极为不满，责问段祺瑞说：“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
②还两次向袁世凯递屯垦条陈，要求主持屯垦事务。为了敷衍张，袁先委他为蒙古屯垦使，当他要求设立专门机构时，袁便不加理睬了。张一气之下，竟不辞而别，于6月中旬返鄂，然后凭借自己在湖北的实力，设立屯垦事务所，向黎元洪每月索款一千元，准备招募一镇精兵，赴蒙古镇抚。黎元洪对张振武的返鄂很是忧虑，因他与孙武、蒋翊武不同，手中一直掌握着一支精干的武装——将校团。张振武凭借这支武装和他在军队中的影响，一直不把黎放在眼里。
袁世凯对黎、张之间的矛盾非常注意，殷殷电请张振武再次进京，商议国事。黎元洪也赠与张路费四千元，并假意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
①在袁、黎的哄骗推拉下，张振武于
8月上旬随刘成禺、郑万瞻等人又来到北京，同行的有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三十多人。
张振武这次进京，实际是钻进了袁、黎预设的圈套，但他却毫无戒备。
8月14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维大局”。
②15日夜，为调和南北感情，他又与湖北来京将校一起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校。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出席敷衍。10时左右，酒阑人散，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返回旅社，当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即指挥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将张振武捆绑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在此之前，方维也在金台旅馆被捕，被押往执法处的城外分局。16日凌晨1时，距被捕仅三小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于木桩上，身中六枪毙命。临刑前，他对行刑士兵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③方维也同时在城外被害。
张振武被捕后，同行的时功玖知事态严重，赶紧与共和党民社派联络。
16日凌晨3时，他和孙武等匆匆赶到军政执法处进行营救。然而，陆建章淡然告诉他们已经行刑，并出示了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陆军总长殷祺瑞副署。面对这令人震惊的突然事变，孙武默然无言，刘成禺愕然说：“我不知竟死得这样快！”
④请张进京的民社派郑方瞻、哈汉章感到他们坑了朋友，心中无限悲愤。他们一夜未眠，早晨8时又前往总统府质问，但不得要领。旋至哈汉章家会议，准备采取政治行动。
袁世凯对张振武案，故意不事张扬。军政执法处仅于
8月16日在金台旅馆门首张贴了一张布告，公布袁世凯根据黎元洪密电所发的军令，算是向各界宣布了这一事变。黎元洪在密电中，以十分含混的措词，指控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食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扇将校团乘机思逞……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指所谓的三次革命）。”
①袁便根据这份不足征信的电报发布命令，残杀了这位参与创建民国的革命志士。但事后，他又命令以大将礼厚葬张、方，并赙赠三千元，企图安抚因张振武被杀而感情受到伤害的人。
当然，权术是压制不住人们的愤怒的。由于张振武是共和党内的民社派人，民社派首先发难。他们以参议院为中心，与袁世凯展开了合法斗争。
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诉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
②翌日，参议院破例讨论质问案（按惯例，质问案直接送交政府，不在院内讨论），刘成禺首先登台，愤怒抨击政府：“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
③会场气氛悲愤异常。在连续三天的参议院会上，共和党、同盟会议员以从未有过的一致态度，共同谴责袁世凯和黎元洪。
参议院虽然提出了弹劾的问题，但却无法通过。当时共和党方面，民社派与张振武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密切，因而态度激昂，主张弹劾；而共和党的非民社派分子，只是因为不敢开罪于民社派而随声附和，他们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的政治态度并无改变。在同盟会方面，虽然个别议员言词比较激烈，但他们同张振武的个人感情比较疏远，多数人只是着眼于改组政府，希望乘内阁无能，行将倒台之机，推宋教仁出面组织政党内阁，然而他们并不敢冒推翻袁世凯的风险。因此，参议员们都用循规蹈矩来掩饰他们的怯懦，首先在提出弹劾案的问题上就表现迟疑不决。张伯烈说：“本院以人数不足，终不能擅提弹劾案，以蹈于非法之举动。”
①的确，参议院陷入了这样的矛盾中：为了维持约法，必须对违法的政府提出弹劾；而提出弹劾，根据约法规定，必须有总员四分之三以上的议员（即
95席）出席，但参议院自开院以来，从来就没有那么多议员出席，因此限于规定，又不能提出弹劾案。结果是，守法的参议院，却不能根据约法制止政府违法。
但是，袁世凯历来不把这个怯懦的参议院放在眼里，他抓住参议员们害怕动乱的心理，在致参议院的咨文中闪烁其词地说：“查此案情节重大，因张振武、方维本系军人，故以军法从事。惟所牵涉之人及所牵涉之事，不特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现之处。”
②实际上，他是用所谓“暴民政治”的阴影吓唬胆小的参议员，并暗含扩大事态，株连革命党人的用意。参议院受到藐视，气愤之余，不得不决定于
21日下午开秘密谈话会讨论提出弹劾问题。
参议院的所谓弹劾，共和党主张弹劾国务院全体，而同盟会只主张弹劾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双方在细节问题上扯皮，对真正的罪魁祸首袁世凯反而轻轻放过了。参议院所要提出弹劾的国务总理陆徵祥，只是一个无用的傀儡，他在张案发生之前，就因政务困难，托病住院治疗，与张案毫无关系，风潮掀起后，无须弹劾案成立，他就主动提出辞职了。然而，就是这样可怜的、不触及根本的政治行动，袁世凯也蓄意要让它流产。
袁世凯首先运动共和党中的前清立宪派分子，让他们“出为调停，冀得平和了结”。这些人劝告民社派说：“如弹劾无效，（参议院）必出于解散之途，而大局为之动摇。”
①经过幕后的密议，本来就支持袁世凯维持秩序的民社派开始退缩。就在参议院开秘密谈话会的当天，即
21日下午5时，袁世凯又礼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郑万瞻到总统府面谈。袁首先虚伪地向他们表示了对张振武的钦佩，表彰了张在武昌起义中的功绩，然后逼问民社派说：“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厉害，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种种不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如不治之，乱将如何？”袁以治乱相问，竟使鄂议员难以对答。于是，袁向他们表示歉意说：“此间知法律者甚少，杀之之手续亦不完全耳。”
②他这一席话，使民社派终于软化。此后，民社派竟在参议院中大呼起“维持大局”来了。
以同盟会本部为代表的同盟会稳健派，则唯恐国家重陷动乱，因而不愿和袁世凯决裂。他们把张、方案的责任主要归咎于黎元洪，于
8月22日宣布革去黎元洪协理，并予除名。但以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激烈派却主张“以武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
③
稳健派对于党内的所谓“轻躁之士”的这些言论，十分忧虑，他们责问说：“今日之时局诚堪再生莫大之扰乱耶？再生莫大之扰乱，中国能不亡耶？是故贼天下者，必武力解决之一言也。”他们并一再强调：“国民对于此案，当完全诉之法律，求解决于法律问题之内。”
①孙中山虽然没有参与这场辩论，但他的行动表明，他也不支持激烈派的主张，依然在谋求与袁世凯合作建设民主国家。因此，激烈派的主张，暂时还得不到党内的普遍支持。
8月28日，拖延了一个多星期的弹劾案，终于提交参议院开议。这件《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由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四人提出，同盟会参议员陈家鼎等八人连署。该案仅指责陆徵祥、段祺瑞“辅佐乖谬”
②，使总统违法，要求袁世凯免他们的职，丝毫未涉及张振武案的阴谋。与此同时，刘星楠还提出了《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违法案》，指责黎“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大憝”
③，要求政府查办。然而，这两个不中要害的提案，在提交参议院时，却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徒然激起共和党、同盟会议员间的无谓冲突而已。张振武案就这样不了了之。张案风潮，在同盟会内部，加深了稳健派和激烈派的分歧；在参议院内部，则加剧了共和党和同盟会的对立，使号称民国立法机关的参议院，更加信誉扫地。袁世凯、黎元洪坐享渔人之利，实际的政治收获，大大超出了他们原先的估计。
四
南京留守府与南方裁军
1912年3月31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按照4月13日公布的《南京留守条例》，“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
①，表面上似乎权力很大，但由于财政大权控制在袁的手里，实际难有作为。同时，条例又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
②，这就是说，留守府只是一个暂时的军事善后机关，袁世凯无非想借黄兴之手，来裁遣南方军队罢了。黄兴就任后，即通电表示：“顾念留守一职，专为维持南方现时军队起见，原系暂设。兴此心尚存，亦诚恐遽将经手未完事件均置不顾，或于大局转致违碍，负我同胞。惟有暂羁将去之身，勉随诸公之后，藉效棉力。俟布置略定，仍当归息林泉，以遂初志。”
③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期间，黄兴即已着手整编军队。他先后将驻在苏、皖、浙、闽的军队编成二十六个师，五个军，即柏文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第二军，王芝祥的第三军，姚丽平的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
4月11日南京兵变事件的发生，更坚定了他裁遣军队的想法。这天夜里，黄兴正在上海与唐绍仪商议要事，南京第七师所部赣军，因欠饷发生兵变，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抢劫。待12日天明黄兴回到南京时，驻宁各军已及时镇压了兵变。黄兴严酷地处分了这次兵变，变兵被判死刑者达二百多名。这一事件使黄兴懂得了有兵无饷的严重危险，因而加紧裁遣军队。在兵变后的一个月内，除将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外，又将桂军六大队及粤军一部遣散回籍，浙军全部调回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本地区的军队的裁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