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晚清统治者所主持的“新政”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是发生于同一历史时空中两个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响及于后世，非同小可。至于怎样看待二者的价值与作用，后世研究者也是见仁见智，聚讼纷纭。曾几何时，在革命史观的研究视野与价值体系里，史学界大都强调暴力革命而忽视清末统治者的改革成效，许多辛亥革命史与近代通史论著要么对“新政”不屑一顾，鲜有提及，要么照搬当年革命文豪陈天华的思路，斥责“新政”为“假维新”、“伪变法”，充其量作为辛亥革命的一个背景，轻描淡写地提一下“新政”之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作用”。近十余年来，基于改革开放的现实感召，加上中外学术交流的展开与史学研究的深入，以中国早期现代化为视角重新审视清末“新政”的论著不断涌现，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与有关真相也渐次浮出水面。可以说，近十余年来，我国史学界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清末“新政”研究的突破。不过，在价值评判的层面上，又有人以批判“激进主义”、倡导“权威主义”或“保守主义”为名，偏爱改革而轻视革命，惋惜“新政”的中断而指责暴力反清斗争乃多此一举，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必要性和合理性，由此引起的学术纷争也就在所难免。平心而论，无论是一致否定“新政”还是彻底否定辛亥革命，尽管彼此的结论南辕北辙，但在思维方式上却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基于顾此失彼或非此即彼、厚此薄彼的极性思维，从而也就忽视了历史事件与历史事件之间的时空联系，把复杂的历史处理得过于简单化，结果使读者无所适从。应当承认，经过八国联军血洗京师的沉重打击与奇耻大辱，曾经双手沾满“戊戌六君子”鲜血的慈禧太后在逃亡西安途中所宣布的“新政”并非完全没有诚意，也不是没有具体措施和实际投入。因而，我们不能因为“新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而否定“新政”本身。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新政”中有关改革的深度与成效超过19世纪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这是没有疑义的。正是通过“新政”，中国从传统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迹象才真正出现。经济自由政策的颁发，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现代化的陆军体制、教育体制与现代化人才观也开始落户；现代法律体系与司法制度也开始成型，除了《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相继出台外，《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这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