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两大类说法外，有关西施下落的版本还有许多。试举一二如下： 一说越王勾践丧尽天良，竟在西施归国当晚就要她“伴寝”，也就是要把西施占为己有。这里要插叙一句，历史上的越王勾践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是那种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的小人。如果让西施委身夫差还有为国复仇的精神激励，现在让西施伴寝就完全是为了满足勾践的淫欲了。西施自然不愿意陪勾践睡觉，最后以“不能伴寝”的“抗君之罪”被勾践处死。 一说西施在夫差自杀后返回诸暨故里，重过平民百姓生活。可好事的传说者又根据初唐诗人宋之问的《浣纱》诗“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鸟惊人松梦，鱼沉畏荷花”的内容，说回到故乡的西施在一次浣纱时，不慎落水而死。 不管西施命运如何，有关她的下落的种种说法都寄托了后人对她无尽的思念和深深的敬意。西施身上笼罩的谜团已经超越了个体的身世之谜，而成为一种现象。唐朝王维《西施咏》说：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 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 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 邀人傅脂粉，不自着罗衣。 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 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 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 “西施现象”的本质是如何评价西施的问题，如何评价西施的呢？历来多将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认为西施是祸水。唐朝罗隐曾有《西施》诗一首：“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罗隐这首小诗破除了“西施是祸水”的论调。“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家国兴亡成败是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吴国灭亡是各方面矛盾激化爆发的结果，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将一国的衰亡归结为个体的美色，是为亡国君臣摆脱责任的托词。“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则用推论说，如果西施忠诚吴国，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在历史大势面前，个人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西施是个爱国者，我们不能因为她的美色和她的作用，将她列为祸国魁首。 的确，西施为越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后人将西施在吴越争霸中的历史作用过分拔高，仿佛西施成为越国灭吴的头号功臣、王牌武器。这就严重背离了史实。西施在吴越争霸大局中仅仅是一枚极小的棋子，作用有限。 当初，文种曾经将越国的复仇计划归纳为“九策”：第一是相信天佑越国，要有必胜之心。第二是赠送吴王大量财物，既让吴国信任越国，疏于防范，又让夫差习于奢侈，丧失锐气。第三是先向吴国借粮，却用蒸过的大谷归还。夫差见越谷粗大，就发给农民当谷种，结果第二年根本生不出稻谷，导致吴国大饥。第四是赠送夫差美女，让他迷恋美色，不理政事。夫差宠爱的西施和郑旦就是越国赠送的。第五是向吴国输送能工巧匠、巨石大木，引诱夫差大起宫室高台，空耗国家财力民力。第六是贿赂吴王左右的奸臣，败坏吴国朝政。这个奸臣主要是伯嚭。第七是离间夫差和忠臣的关系。这个忠臣主要是伍子胥。第八是越国积蓄粮草，充实国力。第九是铸造武器，训练士卒，寻找机遇攻吴灭吴。 文种和范蠡在吴越争霸过程中，提出了一整套现实到惊人、坦白得不能太坦白的外交计划，可以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千年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如果能够看到文种、范蠡的思想和实践，一定会认为发现了远古的知己。在宏大计划中，进献西施软弱对方和勾践违心品尝夫差的粪便一样，只是一个小战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