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画像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元旦朝贺，群臣失朝。兹事体大，涉及皇上面子和朝廷纲纪，但这么大的事情，周延儒只说了几句，最后上了个揭要求从自己开始起挨个罚俸，可崇祯居然连这都没批准，就此不了了之，可见这个时候崇祯对他还是恩宠极盛的。 　　不过好景不长，就在同年五月，这位崇祯末年的第一大红人被锦衣卫大帅骆养性的密探揭发，说他督师出京与入关清军交战时，不但一矢未发谎报大捷，而且还放纵清军安然退出关外，是为“受贿纵敌”；又为大臣上奏劾他卖官鬻爵，结党营私。 　　锦衣卫这回小报告倒真的打对了。这里说句无关的，锦衣卫在崇祯手上还确实没什么大劣迹，而最后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时候，一直坚持上城守卫北京的，便是这些锦衣卫和太监们。在看见这些记载时，我确实对锦衣卫及太监的印象有相当改观。 　　明朝末年，清军势力日益强大，屡屡入关烧杀抢掠。在崇祯朝，犯边入关未及北京者不计，只大规模入侵并进逼北京的就有五次，分别是崇祯二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其中七年和九年两次，各地明军分别勤王来援，但基本可以说目标是保卫京师，没有想和清军决战，其余三次，则有试图组建大部队进行反击之举动。 　　这三次帝国反击战中，第一次抗击清军的明军主帅是袁崇焕袁督师，第二次则是卢象升卢督师，第三次就是周延儒大学士了。 　　只是每回清军进犯北京，凡明朝敢率军与之对抗的大帅都不能幸免，必定会因此身亡，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惯例。如兵部尚书、督师袁崇焕，首辅大臣周延儒都是被崇祯所杀；而另一位兵部尚书、督师卢象升，则是被崇祯所误，为奸臣所害，抱着殉国的悲愤之情冲进敌阵，战死沙场，可说是纯粹的自杀行为，死得尤其惨烈。只是归根究底，他到底还是让崇祯给害死的。 　　这三人中，袁崇焕、卢象升两位督师，可称人中龙凤、国之栋梁，是崇祯朝为数不多的几根中流砥柱之一。只是自打崇祯三年袁崇焕被害身亡起，其后卢象升、孙承宗、孙传庭、洪承畴这等雄才大略的臣子，一个个被崇祯搞得或死或离，以至大明朝忠臣良将从上到下一起丧失殆尽，到了崇祯十五年那会儿，大约也只能剩下周延儒这样的在朝中当道了。 　　崇祯朝清廷第一次进犯北京，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当时还是后金军的八旗兵自龙井关(今遵化东北)、大安口(今遵化西北)破长城守卫，直逼北京城下。 　　此战导致了明朝抗清中流砥柱袁崇焕被诬冤死，为日后清军坐大入关争天下埋下了极大隐患，而此战北京城所面对的形势也最为险恶，因此关系重大。 　　只是袁督师事迹，早年的梁启超和康有为、近年的杨宝霖和金庸先生，都已有过精湛的编撰和考证，其中杨、金两位的《袁崇焕杂考》和《袁崇焕评传》更是流传甚广脍炙人口。杨先生的《袁崇焕杂考》，对袁崇焕生平、故里之考据可说极其厚实详尽；而金庸先生所著的《袁崇焕评传》，则因其小说《碧血剑》的流传而对袁督师事迹推广影响甚大，在这点上，确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是以关于袁督师的事迹和冤狱过程，在此就不多赘述了，还是说些方家们弃而未用的细枝末节、未尽之处，以及当时明辽东系将领的大略情况为好。 　　在崇祯二年底，后金军围北京后，辽东督师袁崇焕率军入援。由于昼夜奔驰，关宁铁骑的主力步兵军团被远远甩在后面，甚至最精锐的九千骑兵中也有四千人掉了队，和袁崇焕一起抵达北京的只有五千人。 　　大约两天后，袁崇焕与山海关总兵满桂等人合力在北京城外各门狙击后金军。 　　双方在血战数场对峙了一段时间后，明朝各地勤王军马日益逼近北京，形势渐渐逆转，开始有利于明军。 　　面对这个开始凶险起来的局面，清军首领皇太极用范文程之计，离间崇祯和袁崇焕，捏造袁崇焕与皇太极书信，故意让俘获的太监听得内容，然后纵之归去，崇祯果然中计，对袁崇焕的看法顿时开始改观。 　　偏偏此刻北京的另一员大将山海关总兵满桂，虽然是个英雄，但却是个莽汉子，因此轻易地便中了后金的离间计。满桂在北京城外的战斗中，为后金部队以袁崇焕部下用过的箭矢射伤，身中五箭，其中三支贯体，两支嵌于铠甲之上。满桂回城后军医为他拔出身上所中箭矢，发现上面刻有袁崇焕所部之记号。满桂原本也与袁崇焕有点过节，《剖肝录》云，“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如今发现袁崇焕竟然在联手对付外敌的时候暗算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便以箭矢和身上伤口为证，进宫找崇祯告了御状，力指袁崇焕通敌，阴谋杀害明军大将。这两下里一对，崇祯更是深信不疑。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召对袁崇焕于平台，同时密令满桂及其部将黑云龙入平台，又埋伏大批锦衣卫、校尉于侧。 　　袁崇焕以为崇祯要召问战况，于是带关宁铁骑大将祖大寿、吴三桂，以及替他背尚方宝剑的韩润昌《袁崇焕杂考》：“韩润昌，东莞人，袁崇焕爱将，隶袁崇焕麾下为都司。崇祯所赐袁崇焕的尚方剑，是由韩润昌带领的。崇祯召对袁崇焕于平台，只有祖大寿、吴三桂(祖大寿的外甥)及韩润昌跟随。崇焕下狱，祖大寿、吴三桂大惊，夺山海关而出，奔回锦州。韩润昌自投于狱，袁崇焕被磔死，韩润昌谪戍陕西镇番卫，明亡，返里为僧。(［民国］《东莞县志》引《袁督师行状》)”等三人一起入宫面圣。 　　结果他们一到平台，崇祯就在平台之上质问袁崇焕杀皮岛毛文龙、勾连清军入关围北京、射伤满桂三事，并命令身边的满桂脱下血衣，远远掷到了跪在台阶下的袁崇焕面前。 　　袁崇焕虽赤胆忠心，然而此刻却无以自明，还没等他再说些什么，就被埋伏在侧的十名锦衣卫、校尉按倒在地抓了起来，褫夺朝服后，立刻械送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 　　在看到《明季北略》中这段记载时，我几乎可以肯定，祖大寿、吴三桂、韩润昌这三人在那一刻，心里升腾起的是愤怒和屈辱的感觉。 　　他们这些辽东军人，从关外不吃不睡赶回关内，以九千人马力敌数万后金军，天天面对后金军的马刀和箭矢，为的就是解北京之围。但现在却被自己人拿刀架在脖子上，并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心底里尊敬的、对大明朝忠心耿耿的统帅，被锦衣卫们当场按倒，剥去衣冠套上了刑械，像牲畜一样被拖了出去。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感到愤怒和屈辱，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关宁铁骑全军反出山海关那血性的一幕了。 　　和袁督师一起入见的这三人中，他的东莞同乡韩润昌自投于狱。在督师身亡后被谪戍陕西镇番卫，明亡，返乡出家为僧。 　　但当时韩润昌这个豪气干云的举动，我相信是不会让崇祯感动的。因为那时袁督师是戴着内奸、叛贼的帽子下狱的，而关宁铁骑们这种对袁崇焕的忠贞和景仰，肯定只能让崇祯感到不安。 　　而这种不安，从他接下来的举动中就表现了出来。 　　在袁督师被带走后，崇祯立刻下令由山海关总兵满桂替代袁崇焕，担任全部勤王部队的统帅，由山西总兵马世龙和祖大寿两人为他的副手。然后崇祯又派出了宫中的得力太监车天祥带着犒军物资，去关宁大营中安抚祖大寿、吴三桂等辽东将兵。 　　然而祖大寿等人和数万关宁铁骑，最后却还是击破山海关回到了关外，向老家锦州奔去。 　　对辽东的这五十多名辽将和关宁铁骑，时人风评是“明用之善，则为后金之劲敌；用之不善，则为明朝之叛将”，此说点评得极是。这五十多员辽将和关宁铁骑，无论忠奸，在整个明清易代过程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如祖大寿、祖可法、左良玉、黄得功、吴三桂、曹文诏、曹变蛟、周遇吉、刘泽清、何可纲、张存仁、刘肇基等人，可说没有一个人是易与之辈，他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和才干，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波，而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确实如此。 　　我现在想来，当时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极复杂的。 　　那时，他们还都是一群非常标准的职业军人，同时也是一群血性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