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查亏空，雷厉风行。在中央特设专门衙门——会考府。这项清查，既不“以驿传谕旨而落实谕旨”，也不“以宣示谕旨而落实谕旨”，却是动真格的。雍正帝命怡亲王允祥等先从中央掌管财政和税务的户部查起，发现该部库银亏空二百五十余万两。(《清世宗实录》卷二十六)雍正帝令以前历任尚书、侍郎、司官、堂官，赔偿一百五十万两，另一百万两则由户部逐年弥补。在清查中发现有贵胄如康熙帝第十子敦郡王允，康熙帝第十二子、履郡王允祹也涉及亏空案，雍正帝均不予宽贷，用变卖或充公他们家产来作赔偿，半点也不手软。 　　地方亏空，严肃清查。命将责任官员革职抄家补赔。命贪官不得留任原职分期补还亏空，因为这样他们会更加搜刮民脂民膏。命不准地方官与百姓代贪官清偿亏空，为防止贪官与绅衿勾结，等贪官复职后再合伙科敛。命将自杀身亡的贪官，由其子弟家人赔补，不能让贪官“以贪婪横取之赀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否则：“国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由于雍正帝的严猛作风，各衙门亏空逐渐补足。 　　对内务府的稽查与监督，雍正四年(1726年)，在内务府设监察御史，职责是稽查内务府所属七司三院暨上三旗佐领管下的事务。(《雍正大清会典》卷二百二十三)对内务府这个直属皇帝的特殊机构的特殊人员，加大督查力度，每月末都要进行奏报。该衙门设在西苑陟山门(今北海公园东门外)。 　　雍正帝对粉饰太平、拍马逢迎的官员加以指责。甘肃巡抚石文焯在旱灾期间偶逢小雨就上奏说“可望丰收，此皆我皇上敬天勤民之所致”云云；朱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过言，朕实厌观！” 　　显著效果上述十一道谕旨，有气势，有新意，有胆量，有魄力，可谓雷厉风行，震耳欲聩。颁布之后，所有官员，有所警醒，有所震动，一时吏风，敬谨勤慎，贪腐恶习，大为收敛。突出表现在： 　　第一，政治上，康熙帝晚期，强调做仁君，行仁政。但是，官员懒散，工作拖沓，不求进取，但求无过。这种颓风，得到扭转。 　　第二，财政上，扭转康熙晚期财政亏空局面，财政大有结余，为乾隆前期发展，打下很好基础。 　　第三，吏治上，雍正帝整饬官风，从朝廷到地方，从总督到知县，都不敢掉以轻心。 　　历史遗憾雍正帝十一道谕旨，主要指向地方官吏，这是正确的、及时的，但缺憾的是，雍正帝没有对王公大臣，没有对军机大臣，没有对内阁六部，没有对八旗官员，发布严谕，加以整饬。这给后来上层昏庸腐败，留下一道缝隙。而后，乾隆朝出现和珅，晚清出现奕劻，清朝政权从根上烂了，无药可医，走向死亡。 　　雍正帝在养心殿理政，推行多项改革，其中一项是“废除贱籍”，就是解放贱民。 　　什么是“贱籍”呢？明清户籍一般分为四种：士、农、工、商。正常户籍之外，还有社会地位低下、受到社会歧视的人，被称为“贱籍”，就是下贱的、被歧视的社会群体。这种社会现象，古代印度也有。 　　古印度有四种等级，就是四大种姓——(1)婆罗门，是神职人员；(2)刹帝利，是国家保卫者；(3)吠舍，商人；(4)首陀罗，是工农劳动者。种姓之外，还有贱民，又称“不可接触者”。种姓之间，各种姓和贱民之间，等级森严，职业世袭，内部通婚，永不改变，甚至于不得交往、共食、并坐、同行。近代才宣布废除。 　　当时清朝存在历史遗留的“贱民”，包括乐户、堕民、伴当、世仆、蜑(dàn)户等。他们从事卑贱职业，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不许同外面人通婚，不许购置土地产业，不许改变世袭身份，是永无翻身之日的可怜人。 　　一说乐籍。乐籍是明朱棣起兵时，山、陕不肯附顺百姓的子女，编为乐籍，也称乐户，世世子孙，娶妇生女，被逼为娼，地方豪绅，凡有呼召，不敢不来，喝酒淫乐，百般贱辱。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二十日，监察御史年熙上奏折，请销除乐籍。朱批：“此奏甚善，该部议奏。”经礼部议覆，命销除乐籍，准其为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