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兵部想把武将董节从提调武官升为游击将军。提调武官和游击将军之间还隔着一个都司佥书的官阶，魏四自以为其中必有隐情，抓住了外臣们的把柄，于是降旨诘责兵部。兵部解释说，都司佥书一职实缺素来很少，所以提调武官往往直接升任游击将军，这是实行了多年的惯例。魏四不愿意承认自己因为无知而犯下的错误，竟然硬把主管此事的兵部官员削籍为民；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他还宣布此后武官升迁，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得越级升迁，竟把多年行之有效的制度给废除了。 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掩饰自己的无知，魏四连自己人也不放过。礼科给事中李恒茂本是魏四的死党，有一次他在奏章里用了一句“曹尔桢整兵山东”，也许是为了在自己的爪牙们面前显示一下水准，魏四竟揪住这句话不放—因为前不久这位曹尔桢刚刚打通了魏四的关节升任山西巡抚，此事魏四自然记得很清楚，李恒茂居然还在奏折里说“整兵山东”，显然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错误。 魏四不过想借此展示一下自己的精明而已，可李恒茂偏偏不识趣，偏要再上折子去解释，说曹尔桢虽已升职，但既然还没赴任，兵部又确实曾有公文命令他“整兵山东”，自己的说法有凭有据，怎么能算错误呢？李恒茂觉得自己很委屈，可他的辩解却让魏四很窘迫，一怒之下便把李恒茂削籍为民了。 掌权后的魏四最担心朝臣们会因为他的无知而轻视自己。这种忧患心理驱使着他不断地不懂装懂，结果却是越装越显得不懂。令魏四没有想到的是，朝臣们确实轻视自己，但最主要的原因却不在于自己是个文盲，而在于自己是个宦官。 朱由校即位的最初几年，是东林党人在朝廷内部最鼎盛的时期，史称“东林势盛，众正盈朝”。这些年里，魏四对东林党人也没有多少敌意，这位“傻大叔”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这般的权势，全都依靠朱由校对自己的信任，而朱由校能够顺利继承皇位，又多亏了东林党人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保护。魏四从这个角度上，很朴素地将东林党和自己看成了同盟。天启二年，东林党巨擘赵南星升任左都御史，魏四便主动派了自己的外甥傅应星带着礼物前去拜贺。 令魏四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的外甥在赵府吃了个闭门羹。 政治嗅觉迟钝的魏四终于发现：尽管皇帝已经给予了他帝国代理人的权力，尽管他自己主观上也很想替皇帝做好这个工作，做一个称职的帝国守护神，但在帝国士大夫们的意识形态里，作为一个宦官，他这个守护神本身就是非法的。 日后魏四在传统史书里留下了太多的罪恶行径，形象极端丑陋。但有一点应该承认：在朱由校即位的前几年里，除了一些出于面子问题的恼羞成怒之外，魏四并没有多少劣迹，然而东林党对他的攻击却从他走上司礼监秉笔太监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止过。 天启元年（1621年），御史周宗建们对魏四的女人客氏发起总攻，试图把她逼出宫廷。 天启二年三月，御史江秉谦、周宗建等人弹劾大学士沈榷交通阉人，弄兵大内。周宗建等人的奏疏直接指斥魏四“目不识一丁，心复不谙大义……”如果说驱逐客氏时，对魏四的敌意还有点云山雾罩的味道的话，这一次驱逐沈榷，东林党们则已经摆明了自己和魏四势不两立的态度。 同年十月，新科状元文震孟给皇帝上了一道《勤政讲学疏》，敦促皇帝切实负起应尽的责任，亲自执掌国政。折子里竟有这样的话：“（皇上临朝）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一语道破了当时政治格局的实质：朱由校只是一个全部兴趣都在木匠活上面的傀儡。文震孟虽未直接点出谁是傀儡后面的提线操纵者，但再迟钝的人，也嗅得出其中所指。盛怒之下的魏四决定对这位新科状元廷杖八十，因为大臣们的救护，最后外贬作罢。 天启三年（1623年），御史周宗建们再次上疏弹劾魏四。周宗建说，帝国现在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魏四的罪恶和权势，已经超越了前朝的汪直和刘瑾。对于这样的类比，魏四反应相当强烈，老太监在朱由校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大哭大闹了一番。魏四本想要对周宗建施以廷杖，但碍于大臣们的争执，最后仅仅潦草罚俸了事。 依照魏四当时的权势，他完全有能力对文震孟、周宗建们施以更残酷、更刻骨铭心的惩罚，但他没有这么做，他仍然重视以东林党为主体的朝臣们的舆论压力。也许，在头脑简单、政治嗅觉单纯的魏四心里，对东林党的好感还没有完全消退。 直到1624年，东林党另一巨擘杨涟抛出他那道流芳千古的奏章，抛出了24条、条条足以将魏四千刀万剐的罪状，魏四才终于发觉：自己和东林党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共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