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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种精神凭藉,即所谓‘道’。”②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古代一些从事器用之学而并不把“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的“道”作为“精神凭藉”的专门家,也就被排斥在新兴知识阶层之外了。在另外地方余英时又说:“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涵义。”①“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从此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②我们不否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些人确实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作为自己的精神凭藉,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态度在中国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但如果把“道”视为一种价值取向的话,那么应该说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而决不能归结为“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汉书·艺文志》归纳先秦至西汉的诸子百家,其中如农家、天文家、阴阳五行家、数术家、刑法家、医家、方技家等,自有他们的“精神凭藉”,但这些人显然与“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的“道”是疏远的。而他们的成就和贡献,同样也是传统文化珍贵的遗产。事实上,即以余英时最推崇的儒家来说,许多人也未必都是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作为自己的“精神凭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