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尊儒诚然有粉饰太平的用意，但余英时说“儒家养民、教民的基本教义则好象并没有博得他的同情”，这种看法似也值得商榷。《汉书·武帝纪》中的一些诏令，表明他是关心“养民”、“教民”的。如元鼎二年诏曰：“仁不异远，义不辞难。今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 元朔五年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公孙弘时为丞相，正是据此请为博士置弟子员的。 余英时认为文景之世的循吏多因循黄老无为式的治民之官，而在司马迁之世，积极从事“先富后教”的循吏也尚未成为普遍的典型。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本来，“先富后教”型循吏之代替清静无为式的循吏，这个现象正好说明封建政治文化生态的演变，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官方意识形态的转变有密切关系。但余英时却从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分野”的固定观念出发，认定“先富后教”型的循吏是以“师儒”的身份推行教化，“循吏在发挥‘师’的功能时，他事实上已离开了‘吏’的岗位；他所奉行的不复是朝廷法令，而是大传统的中心教义”①。余英时的这种观点，涉及到对封建官僚本质的认识。循吏作为封建官僚，他们的本质究竟是“师”还是“吏”？我们不妨就余英时所举出的几个循吏典型来略作分析。 余英时说，文翁在任蜀郡守时实行的教化，“不是‘吏’的功能，而是‘师儒’的作用”②。事实是否如此呢？《汉书·循吏文翁传》说： “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齎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閤。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 引文是长了些，但它却很能说明问题。文翁分明是一个善于把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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