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乎无为”④。曹参相齐，盖公劝他“用黄老术”，“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⑤文帝“好刑名之言，及至景帝，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⑥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之所以支配了汉初的政治生态，从根本上说来，是当时社会经济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所决定的。秦朝的暴政和楚汉战争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汉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⑦。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只有轻徭薄赋，减省刑罚，使人民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才有可能恢复凋敝的社会经济，使新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为政不要劳民、扰民，这是当时各个学派有识之士一致的意见。陆贾经常在刘邦跟前称说《诗》、《书》，鼓吹“行仁义，法先圣”⑧，其学术渊源应属儒家。但他也主张“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认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⑨，以至于有的学者把他称为“新儒家”或“新道家”。 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并不能消除各种社会矛盾。贾谊在向文帝的上疏中，就直言当时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徧以疏举”。他还指出：“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①吴楚七国之乱，证实了贾谊关于“天下少安”的忧虑并非危言耸听。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剥夺同姓诸侯王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消除了诸侯王进行分裂割据的隐患。汉武帝即位后，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措施。与此同时，封建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也摒弃黄老学说的清静无为，大力推行“独尊儒术”的举措。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说法。他认为，“战国以来，儒教已逐渐在中国的大传统中取得了主导的地位。‘先富后教’早已成为汉代一般儒生的天经地义”，这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化背景”。又说：“汉代皇帝终于承认儒教的正统地位与其说是由于儒教有利于专制统治，毋宁说是政治权威最后不得不向文化力量妥协。”② 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是一些西方学者对属于知识阶层的精英文化和属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民大众的通俗文化的区分。③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来说，区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是否确切，我们姑且不论。但人们有理由对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