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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格十分复杂、历史功过也不能简单化对待的文化精英的形象。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丰富多采的，古代知识阶层政治伦理和价值观念的取向也是多元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经历了变法改革之后，法家学说在政治上大体都占了上风。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儒家学派的“师统”有了新的分化和发展。荀子引法入礼，糅合儒法，成为继孔子、孟子之后的一代儒学大师。法家学派同样也有所分化和发展。韩非批评商鞅言法未尽善，“主无术以知奸”①，主张君主独擅权势。而在假托管仲之名的齐国法家著作《管子》那里，我们却可以看到不少类似儒家思想的论述，如“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也”②；“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③等等。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④，其学术渊源与原始儒家本来不同，但战国后期和秦朝的一些儒生却与阴阳家信徒的方士有合流的趋势。《史记·封禅书》说：“驺衍以阴阳五行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驺衍曾为齐国稷下学宫先生，与淳于髡等人并受齐宣王尊宠。他到燕国时，燕昭王“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⑤由于燕、齐统治者热衷求仙，方士走运，不少属于“阿谀苟合之徒”的儒生也与方士沆瀣一气。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⑥。“文学方术士”显然包括儒生和方士。儒生不会炼长生不死药，但却可以阿谀苟合“以兴太平”。秦始皇三十六年，陨星坠东郡，有人在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派御史追查，“尽取石旁居人诛之”。他心中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謌弦之”。⑦这就是儒生“兴太平”的事例。侯生、卢生逃亡后，秦始皇“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①顾颉刚认为这件事是方士连累了儒生②，固然有些道理，但被阬的儒生与方士关系密切，甚至很难区分，也是事实。 秦朝短祚，二世而亡。陈胜、吴广起义后，“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③。余英时认为，“人民之所以对秦吏普遍地不满则是因为他们对于‘吏道’另有一套看法而和秦廷的观点恰好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儒家仁爱教化的吏道观念长期以来早已在大传统中生根。秦代法令虽严苛，却始终不能把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从一般人的心中完全消灭掉”。④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