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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刻石显示自己的功业。刻石文中的有些内容，诸如“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等等①；显然都带有儒家思想的色彩，而且可能就是出自儒生博士的手笔。这些自我颂扬的文句，当然不必认真看待，但至少说明秦始皇对儒家思想并非深恶痛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所选择的继承人，并不是自幼学习狱律令法令和得到自己宠爱的胡亥，而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曾谏阻他阬儒的公子扶苏。其次，秦朝的高层统治集团和整个官僚队伍，并非都是法家的信徒。且不说统一六国之前的吕不韦，就说统一六国之后主张实行分封制的丞相王绾，其政治思想显然倾向于儒家而不是法家。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重提分封制，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此时距统一六国的始皇二十六年已有8年之久，可见秦朝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行政体制这个重大问题上，统治阶级一直是有不同认识而且是有斗争的。秦朝置博士官，属奉常，有弟子。奉常掌“宗庙礼仪”，博士掌“通古今”、“承问对”②。侯生、卢生说秦朝“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③，对秦始皇的这种指责言过其实。秦朝的博士对于朝廷的许多决策，如议帝号、废分封等，都是能够参与讨论的，只是秦始皇较少采择他们的意见而已。秦始皇自以为功业超越三代，要上泰山行封禅。他“徵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询问封禅之礼。而儒生博士却人言言殊，得不出一个结论。秦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④ 为了论证秦朝“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对立，余英时引用睡虎地秦简的《语书》和《为吏之道》，认为《语书》体现了官方“以法为教”的精神，《为吏之道》则反映了儒家重视教化功能和文化秩序的思想。《为吏之道》的思想比较庞杂，既有儒家，也有法家和道家的思想成份。篇中确实有较多反映儒家思想的辞句，如宣扬“宽容忠信，和平毋怨”、“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祸去福存”、“君鬼（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等等。有些字句，还与《礼记》、《大戴礼记》、《说苑》等相同。⑤马雍根据《为吏之道》行文犯秦国国讳之处甚多，认为这件文书非秦国人撰述，而可能是六国人杂抄之作。⑥这个意见是可取的。战国后期各个学派的思想有互相渗透和接近的趋势，这对当时的知识阶层和士大夫不能不产生影响。睡虎地秦墓的墓主喜于秦始皇六年为安陆令史，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