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秩序，所以对大传统中的基本价值如父慈子孝之类往往置之不顾”②。这种把秦朝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对立起来的说法，与他在书中另一处引用顾炎武所说“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③，认为“在文化、社会政策方面，秦始皇仍不能不舍法家而取儒家”④的观点，显然是矛盾的。 “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不能等同，但也不能截然分开。一般说来，不论哪个时代，总是“政治秩序”支配“文化秩序”，有什么样的“政治秩序”通常也就会有与之适应的“文化秩序”。但是“文化秩序”具有多元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它既有为“政治秩序”服务的成分，也有与“政治秩序”若即若离乃至于与“政治秩序”发生冲突的成分。秦朝“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既是一种“政治秩序”，也是一种“文化秩序”，只不过它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秩序罢了。《商君书·定分》说：“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又说：“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徧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定法》假托商鞅之说，实际上当是商鞅死后秦国法家学者的作品，其成文应在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焚烧《诗》、《书》、百家语和“以吏为师”之前。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简《语书》，也为我们提供了秦在实现统一之前就要求地方官吏以法律令教民、令民知法而不犯法的材料。《语书》载秦王政二十年南郡守腾下达文书说： “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泆之民不止，是即废主之明也，而长邪淫僻泆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知之，毋巨（至）于罪。”① 南郡守腾发布的这个文告的精神，与上引《商君书·定分》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它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充分说明了政治秩序支配文化秩序、文化秩序又为政治秩序服务的互动关系。 秦朝政治从总体而言受法家思想支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秦朝政治归结为法家政治。首先，传统文化中的有些政治信条和道德教义，儒法两家的思想是有相通之处的。如儒家讲三纲五常，韩非也说：“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又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②秦始皇外出巡游，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