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议论时政。在他看来，这种“议论”“其主要涵义近乎我们所说的‘批评’”③，稷下先生的“不治而议论”，具有“抗礼王侯的气概”④；“他们都是因为号称代表了某种‘道’才受到君主的师礼待遇的”⑤。历史事实又是怎样呢？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人。”同书《孟子荀卿列传》说，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余英时认为稷下先生被命为列大夫，不任职，亦即不在官僚系统之中。“上大夫”、“列大夫”，算不算在官僚系统之中，我们姑且不论，但如果认为他们不领俸禄而得以保持“道尊于势”的清高，这却是大可怀疑的。《战国策·齐策》载： “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今先生设为不宦，訾养千锺，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田子辞。” 田骈是稷下先生之一，他号称“不宦”，但却“訾养千锺，徒百人”。没有千锺之禄，显然养活不了众多的门徒。难怪齐人当面揭穿他的虚伪：“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战国策》所载这个故事虽不尽可信，但稷下先生所谓“不宦”，只是一种自我标榜的清高，当是事实。他们“不治而议论”，反映了战国时代有的君主为了寻求富国强兵而为新兴知识阶层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环境。至于这些意见是否采纳，则取决于君主个人的意志，其间并不存在什么“道”尊于“势”的时代背景。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①。淳于髡“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②。邹衍和淳于髡、田骈等人的“不治而议论”，对君主虽有所讽谏，但归根到底还是对统治者采取迎合的态度。说他们具有“抗礼王侯的气概”，未免言过其实。余英时说稷下先生“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③，“发展了群体的自觉”④，更是把封建时代的知识阶层现代化了。 和邹衍、淳于髡、田骈等人比较起来，孟子和荀子更有资格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