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①列国诸侯把一些才能之士尊为师友，并不意味着“势”屈服于“道”，而是因为这样一种姿态和政策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为自己效劳。在各国争夺人才的竞争中，这是一种可以得到有利回报的政治投资。《吕氏春秋》对此曾一语点破：王侯尊礼“正身之士”，“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②；“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士所归，天下从之”③。战国时代不乏这种事例。《史记·魏世家》载：“[魏]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余英时说，“以政统言，王侯是主体；以道统言，则师儒是主体”④；“大概当时君主对少数知识分子的前辈领袖是以师礼事之，其次平辈而声誉卓著的以友处之，至于一般有学问知识的人则用之为臣”⑤。揆诸史实，并非如此。孟子是名声很大的儒家大师，他周游列国，鼓吹仁义之道，但并没有受到过魏文侯对待段干木那样的礼遇。梁惠王一见面就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⑥他到齐国，要见齐宣王，齐王借口有病，不能吹风，让他在临朝时见面。孟子见自己不被重视，只好悄然离开齐国；但又盼望齐王把他召回，在路上磨磨蹭蹭。有人对他这种表现颇为不悦，他说：“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见，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⑦孟子虽然以“道”自负，但他的际遇恰恰说明“道”尊于“势”的说法不能成立。魏文侯对段干木执礼甚恭，但他对翟璜却很不礼貌。《吕氏春秋·下贤》载：“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怠。反见翟黄，踞于堂而与之言。翟黄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女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论学问才能，翟璜不在段干木之下。翟璜举荐西门豹、乐羊，其功劳更在段干木之上。但魏文侯认为，段干木不肯仕宦受禄，理应受到尊礼，而翟璜既仕宦受禄，就是君王的臣下，不应再要求特殊的礼遇。战国时代不肯仕宦之士是很少的，大多数的士都希望自己能得到君王的重用。韩非把君臣关系归结为一种政治交易：“主卖官爵，臣卖智力”①；“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②。这虽然反映了法家不讲仁义道德的价值取向，有悖于儒家所理解的君臣关系，但却揭穿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实质。 余英时认为战国时代“道”尊于“势”的另一个根据是稷下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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