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论点，即君主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师、友、臣三种关系，代表道统的士，“相信‘道’比‘势’更尊”①。君主虽然拥有权势，“但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到前三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内，知识界的领导人物却受到战国王侯的特殊礼遇。他们既不用向王侯臣服，也毋需为生活担忧。不但如此，他们的议政自由还受到制度化的保障。事实上，他们的主要职责便是‘议政事’。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士的功能实已发挥到最大可能的限度”。②对于古代知识阶层政治地位的这种分析和得出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余英时在书中引用《荀子·尧问》借周公之口所说：“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应该承认，春秋战国时代确实存在一些不慕富贵、不图安逸、坚持自身信念的“正身之士”；而有的王侯对于这种“正身之士”确实也是不敢“骄”、或者说是无法“骄”的。例如齐国的陈仲子号称“廉士”，靠“身织履，妻辟纑（绩麻）”为生，不结交王侯。但像陈仲子这样孤芳自赏的清高之士，在新兴知识阶层中是寥若晨星而没有代表性的。孟子虽然推崇陈仲子为“巨擘”，却如实地指出“仲子恶能廉？”因为他的生活实际上还有赖于家人的供给而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劳动。《战国策·齐策四》记赵国孝威太后问齐国使者：“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余英时认为“这种上不臣于王、中不友于诸侯的极端知识分子在当时统治者的眼中已具有政治上的高度危害性，以致使赵威后动了杀心”③。其实，赵威后之所以认为陈仲子该杀，并不是因为陈仲子有什么“政治上的高度危害性”，而是认为他的表现树立了一个“率民而出于无用”的榜样。在赵威后眼里，士而“无用”就该杀，这反映了她政治上的无知和专横，但也正好说明战国时代并非是什么“道”比“势”更尊的时代。 由于兼并战争形势的需要，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竞相招贤纳士，吸引人才。一些私门贵族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也盛行养士之风。对于列国的统治者来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能够富国强兵，成就霸业之士。商鞅初见秦孝公，说以三代帝王之道，秦孝公直打瞌睡，第三次谒见说以强国之术，才得到孝公重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真正能够富国强兵的人才并不容易求得。燕昭王向郭隗请教，郭隗说：“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事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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