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官制的品位与官阶

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都具有强烈的品位性质。后代好些品位性设置，都是此期发展起来的，例如重文轻武之制、流内流外之制等等。唐代的文武散阶就来自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而且与东西省散官呈沿革关系。  　　由唐宋而明清时代，转折再度发生了。明代的散阶形似唐宋而实已变质：唐代是据门荫而授阶、据阶而授官，官职来自位阶，或说以“阶”为基准；明制却是据官而授阶的，有官职才有位阶，散阶通过入流和考满来授受，并依职事变动相应调整，如此而已。所以学者认为明代散阶仅是一种荣衔，不再有独立于官品。清代官员的等级待遇进一步向实际职务倾斜，散阶制继续淡化、简化，甚至混同于封赠，面目全非了。 

　　由此可见，品位分等和品位性职类在历代并非直线前行，而是存在着起伏不平的波峰和波谷。周代的“内爵”可以视为最早的品位分等，汉代禄秩等级则显示了“附丽于职位”的鲜明特征；魏晋南北朝的“门品”等等制度，无疑是品位性安排和品位性官职的一个高峰，唐宋阶官承其余绪；明清时则又出现了向职位分等回归的趋势。 

　　那些波峰和波谷不会无因而来，与各代官僚政治和官僚群体的性格变迁，肯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不能不涉及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不同倾向性的问题了。学者认为，品位的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有助于保障官僚的稳定感，使其不致因职位变动而丧失“级别”；职位的分等则是“以事为中心”的，体现了相对科学性、民主性，保证了效率和同工同酬。早期历史文官制一般都呈品位分等，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而“身份”就是一种从属于个人的地位。例如，英国文官制的诞生较早，所以采用了品位分等之法、残留着贵族色彩，与富有现代性的美国文官制相当不同。 

　　进而这两种分等就可以和官僚的“自利取向”或“服务取向”问题联系起来。在“服务取向”的情况下，官僚只有很小的自主性和拓展特权的天地，专制君王的铁腕迫使他们成为动员资源、统一国家和压制反抗的有效工具。而在“自利取向”情况下，官僚特权膨胀，拥有更大空间来牟取一己私利；官额膨胀而效率下降；官僚将官位仅仅视为薪俸之源，将之“私有化”甚至世袭化，并使自身“贵族化”了。我们假定：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与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贵族化”倾向具有更大亲和性；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之分等，则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呈内在契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