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以此折为枢纽”。 实行立宪意味着政体的转变，而政体的转变又意味着国家权力结构的变化，这就必然要导致原皇族内部的一部分人失去权力，这样也就必然会遭到清廷内部的一部分顽固势力的反对。 1905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以后，1906年7月8日，廷臣会议讨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立宪派与反宪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双方妥协的结果便是有名的“预备立宪”。（载泽认为：东西各国富强“莫不以宪法为纲要”，戴鸿慈、端方上折建议：宜效日本明治维新之先例，预定立宪之年，先下定国是之诏，使官员和人民预为准备。在此前后，顽固派势力反对甚殷，认为立宪会造成皇权的削弱，利于汉人养虎为患。针对反对派的责难，载泽于8月23日单独上奏，指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昔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彼其心非利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立宪则“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针对反对派说人民程度不足，不宜行宪，载泽道：“不知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针对“立宪利汉不利于满”，载泽反驳：“方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至于计较满汉之差缺，竞争权力之多寡，则所见甚卑，不知大体者也”，“不为国家建万年久长之祚，而为满人谋一人一家之私有”，“忠于谋国者决不出此”（《清末筹备立宪挡案史料》上册——转引自天林））。 清政府确定宪政方案可行，但他们认为正式的君主立宪整体更为可行，对日本的立宪君主制表示出很大兴趣，于是再派达寿等人到日本专程考察。考察的结果是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诏示天下，表明对宪政的态度。第二天宣布改革官制，派载泽等14人编纂改革方案，由奕匡、瞿鸿玑、孙家鼐总司核定。同月6日，编制馆成立，开始准备从政府机构上开始改革。7月13日，清廷布诏，宣示实行预备立宪。并解释搞预备立宪是因为“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认为中国民智未启，不可贸然立宪，否则过于性急，易于造成大乱。清政府的这一决定是中国近百年宪政史上第一个有价值但也充满了残缺、讹误的思想表现。 慈禧对立宪并无太深的成见，慈禧此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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