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 周恩来对此则解释说：“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1952年6月，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当时之所以没有将社会主义写入《共同纲领》，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是这个思想。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10年。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我们做宣传工作还要讲，而作为实践的问题，10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10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 建国以后至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问题的认识，仍然是上述思路。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道：“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1952年以前，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即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必须经历一个充分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生产社会化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利用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按当时党的估计，新民主主义制度大概只是存在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即根据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转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时机。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按照《共同纲领》，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贯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一点还可以从毛泽东在1953年6月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停留在新民主主义上看出来。 1952年上半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和下半年与苏联讨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促成了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发生在目标的选择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而是发生在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方面。一方面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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