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苏联谈判的对手则换成了亲苏的共产党。换言之，1945年谈判的双方更多的是相互间的防范意识和戒备心理，而1950年谈判的双方则明显地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在表面上是双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所决定的，实质上却是相互之间的利益需要的一种结果。 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不能替代中苏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的典型例证，是斯大林对外蒙古归属问题的强硬坚持，和最初反对重订或修改1945年条约的态度。作为民族解放事业的代言人，中共中央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强烈民族要求。外蒙古问题的提出，在中共与联共（布）的交涉中，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当1949年1月毛泽东与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谈话当中要求让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时，就明确地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B12。尽管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实现外蒙古的回归，是新政权展现其争取捍卫国家利益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它却可能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构成隐患。斯大林并没有像在1945年与宋子文谈判时那样，明白地提到外蒙古的地理位置容易为敌对势力提供威胁苏联安全的极大便利，然而其坚持拒绝显然仍旧主要是基于自身安全的长远考虑，与他同对手之间在意识形态的异同并没有多大的关连。 同样的情况，当毛泽东1949年底访苏时，虽然再三要求与斯大林签订新约，斯大林却坚持保持旧约，理由是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的约定而缔结的，废除它可能会为美、英两国借机否认雅尔塔协定中的其他承诺制造口实，因为苏联战后取得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法律依据，就是雅尔塔协定。B13在这里，斯大林首先关注的，显然也不是苏中两国盟友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道德标准，更不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家利益，而是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 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决定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必然会存在不同的利益需要，因而也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差异与矛盾。存在差异与矛盾并不奇怪，消除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冲突，创造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等关系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找到共同的利益基础。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之所以能够展现出平等的气氛，关键也正在于双方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当时条件下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双方之间消除猜疑与不信任，建立起平等互利的关系，对于双方的安全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由于认识到这一前提，斯大林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缔结新约的提议，并明确肯定了1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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