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与佛教的不解之缘

　中主李璟也继承了其父的佛教信仰。据《十国春秋》卷33《南唐列传》记载：“僧文益，余杭鲁氏子也。……元宗重其人，延住报恩院，赐号净慧禅师。保大末，政乱国危，上下不以为意，文益因观牡丹，献偈以讽曰：‘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何须待零落，然后知始空!’元宗颇悟其意。交泰元年得疾，元宗亲加礼问。”　　（三）沉溺于礼佛的皇帝

　　在传统思想文化以儒家为正统，并十分重视显示人生和社会责任的中国社会里，出家离世本就不易办到，对于受儒家浸淫甚深并拥有特殊身份的李煜来说，那种抛弃社会、家族的思想行为更是不可设想的，而居士佛教的存在则为李煜的佛教信仰开了方便之门。

　　李煜的奉佛举措在各史书及诸多佛教典籍中均有记载，例如：

　　“后主天资纯孝，……然酷好浮屠，崇塔庙，度僧尼不可胜数。罢朝辄造佛屋，易服膜拜，以故颇废政事。”(陆游《南唐书》卷三)

　　“(后主)宫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为僧。都城至万僧。……”(陆游《南唐书》卷十八、马令《南唐书》卷三十六有相关记载)

　　就所得资料统计，李煜的奉佛活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第一，为表示对佛教的支持，在京城内外敕建了许多寺庙，又于寺内广造佛像，出金募民为僧；第二，为宣传佛法，多次延请各方高僧于宫中、寺院讲法并设法会、斋会；第三，依赖其特殊地位，与清凉文益禅师法嗣——清凉泰钦法禅师、钟山章义院道钦禅师、报恩院法安慧济禅师、匡逸禅师、净德院志筠达观禅师等建立起密切关系，给予优厚的待遇。

　　虽然李煜在佛教思想方面并不见有何建树，也没有关于佛学见解的专门著述流传于世，但他的确曾极力标榜自己对佛教的真诚信仰，并在各种场合下积极予以提倡，毕竟是一名深具影响的护法居士。他对佛教的贡献无疑主要集中于经济支持方面，也由于他身居帝位，上行下效，其奉佛言行必定会在意识形态上对南唐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李煜之所以如此信佛佞佛，究其原因，一则是出于家庭的影响，二则是由于国事的衰危，三则是因为个人性格和经历的缘故。李煜生性儒雅懦弱，多情善感，真率任性，不善机诈，其父辈们因争权夺利而相互残害的景象令他对政治颇为厌恶，而生活中爱妻的早逝、幼子的天折、兄弟的分离等等，也给他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感情打击，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不可避免的“人生愁恨”，这也是促使他信奉佛教以求解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悲剧的人生促使了李煜的佛教信仰，而佛教思想又反过来对其人生与创作带来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