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

教导洪熙官、胡惠乾、方孝玉学会武功拳法，也是“将来报效皇家，若得一官半职，上可以报国，下可以救民。他日封妻荫子，显我教门”。“报国”与“救民”，都是为了维护封建法统正常有序运转，不存在反朝廷与官府的用意。 　　再看清刊侠义小说《三门街》（《守宫砂》），作者明确指出：“其中皆是劝人为善，为臣者当尽忠，为子者当尽孝。奉劝世上之君子，当以忠孝二字为立身之本，至于行侠好义，亦生人不可少之事，宜就其力量之可耳。”忠义为本，行侠好义已退居为实现立身之本的手段，不可随意滥用。《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也诠释得很清楚，所谓“英雄”至性，非只“使气角力，好勇斗狠”，而须有“儿女真情”。至性与真情统统受忠孝节义的三纲五常道德的主宰。同样的，《好俅传》（《侠义风月传》）的铁中玉和水冰心也遵照名教行事，头顶上罩着理性主义的光圈，此时的侠们还敢有半点野性吗？

　　侠客们的官化，论其原因，大约是“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义’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直斥奸臣”[6](p.123)的结果。但更主要的是清代的侠客们强烈追求功名的思想，希望借从官从军立功，得到顶戴。《好俅传》、《儿女英雄传》、《三门街》、《圣朝鼎盛万年青》的侠是如此，《三侠五义》的侠也同样如此。且不说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因功名未遂，暂时借山寨安身，待到包公任职开封府，立即投在包拯麾下。即便先是浪迹萍踪，游走天下的展昭，听到仁宗封他为“御猫”和四品带刀护卫，也兴奋地告诉老仆展忠：“你如今放心吧！我已然在开封府，作了四品的武职官了。”至于桀骜不逊的白玉堂，一旦同展昭的矛盾化解，也就心平气和，俯首谢恩，接受了仁宗赐封的四品护卫之职，自此白玉堂“秉公办事，焉敢徇情”，侠客们完成了古代游侠道德化的转化，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严格的说，在《三侠五义》中，只有北侠欧阳春尚存些古游侠的遗风。他在漫游中发现不平并铲除不平，如取马刚首级，擒拿采花贼，邓家堡大战邓车，霸王庄解救倪继祖等等，行侠仗义自始至终遵循着古侠“羞伐其德”的原则。尽管如此，其行事依旧与古游侠不同，缺少了原始游侠的野性，过分地道德化士人化了。据《小武义》的暗示，欧阳春在平息襄阳王谋反之后便归隐禅林，倒是说明在清代侠客中，有既不想与官府对立，又不愿接受官职，任人差遣的，渴望过着“抚剑独行游”生活的侠客，只不过不再居于主流罢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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