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

犯天条，斧钺加身，也不枉白玉堂虚生一世”，看来侠的义气中是包含个人的人格绝对不容侮辱损伤的成分。 　　不过，清代的侠客与前代又有所不同，较之《水浒传》的英雄们逼上梁山又下山作了朝廷的御林军，最后又不被朝廷所容的悲剧结局，《三侠五义》的侠们自觉充当皇家卫士，自觉维护王朝法制，从而封官进爵，结尾自然是喜剧的。

　　如果说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强调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报恩精神，到唐传奇的《聂隐娘》、《红线》蜕变为报主子之恩，《三侠五义》、《施公案》则是报某清官的知遇之恩，实际是报效朝廷，对这一点，侠客们有明确的陈述。丁兆蕙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智化也说：“试问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大丈夫作事，焉有弃正道，愿归邪党的道理？”于是就连“钻天鼠”、“翻江鼠”的“钻天”、“翻江”的绰号有犯于圣忌，也只好改为“盘桅鼠”、“混江鼠”，可见在清人的眼中，侠客豪杰与绿林人物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就在于绿林草莽“不知法纪”、“不顾国家法纪”，未能象展昭那样成为朝廷的“御猫”，《三侠五义》的侠们已是官化的侠了。

　　由独行侠而为皇家卫士，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非是侠纯粹个人行为的结果。问题是如何既让游侠纳入政治系统中，为皇家效力，又体面地保持游侠的基本特质，小说家制造了侠与朝廷两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前提：一则最高统治者天子必须是明主，总领侠客的是永远代表着正义的清官；二则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权奸及其党羽；或打家劫舍、残害百姓的绿林山贼、地方强梁，打击的目标同王朝一致，只有这样才能既不招致以武犯禁之嫌，又可名正言顺的行侠仗义。如《三侠五义》中的仁宗、包拯、颜查散等，或为开明君主，或是能明是非、惩奸扬善的清官，对侠客们更是怀着“渴想之诚”。白玉堂大闹开封府寄柬留刀，“相爷毫不介意”；接着又潜入皇宫禁院，杀命题诗，罪犯天条，而仁宗却以为“非有出奇本领之人，再也不能题诗；郭安之死，非有出奇本领之人，再也不能杀死。”并令包公“务要得此人拿住，朕要亲览”，而“圣上屡问五义者，并非有意加罪，却是求贤若渴之意。”有开明君主纳贤招士，又有著名清官包公的感召、维护、提携，并向皇帝推荐，这就难怪侠客们会欣欣然走进官府做佩刀卫士，为朝廷卖命了。可以说“共效朝廷”就是那个时代侠客们行侠的原则。《圣朝鼎盛万年青》中白鹤山五枚师姑再三嘱咐方世玉学好武功，“将来可效力皇家，以图出身”。少林寺至善禅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