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

亡的赵歧，“宾硕亦从此显名于东国，仕至豫州刺史”，与古游侠羞伐其德、不讲功利的精神截然不同。杨阿若追讨豪族黄昂，更象是豪强之间的仇杀。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载渊，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族。陆机见其“神姿峰颍”，而劝其归正，渊感悟，后官至征西将军。载渊先盗侠而后为官，仍是沿袭了汉代豪侠的发展路线。 　　很显然，自东汉以后，在现实中，先秦时代那种游侠风神已经褪色，游侠与豪侠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许多侠者凭借武功和勇力向军界流动，甚或因宗族血缘关系和仿血缘关系，以结拜形式而聚集起来的，形成具有军事组织形式的豪侠帮派，为军事政治集团割据自立、争霸天下效命。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载，如祸乱汉室的董卓，“以健侠知名”；吴国第一任君主孙权“好侠养士”；一代枭雄曹操“少而任侠放荡”；中山靖王之后刘备也“好结交豪侠”。等而下之的关羽、张飞、甘宁、典韦、许褚等等，无不是侠出身和好侠的。政治代表人物招揽侠客，就会有强烈的政治品性，侠客之义也以政治集团的利益为坐标，决定善恶是非的选择。昔日古游侠乃至乡曲豪侠之风，早就走味变样，为建功立业的志向所取代，人们很难用古侠的标尺界定其时侠的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开始出现有虚构色彩的武侠，如干宝《搜神记》的《李寄》，李寄主动“应募”，智斩大蛇，可谓是有侠义精神的女子。陶潜《搜神后记》的《比丘尼》，记晋大司马桓温有谋反问鼎之心，比丘尼海浴，“温疑窥之，见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温惊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尼警告桓温：“若逐凌君上，形当如之”，桓温“故以戒惧，终守臣节”。比丘尼显然是一个关心社稷的侠。这几篇侠义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侠的变异形态，而在于以幻设性的内容，表达作家主体意识的思维方式。幻设性使得超现实的怪异与现实结合，产生了仙、鬼、妖以及有异术在身的豪侠、僧尼等超人形象，开启了后代乃至现代武侠小说的笔路。

　　侠的形态至唐已趋向成熟，与前代不同的是，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所云：“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始“有意为小说”[5](p.75)，唐人小说中的侠客被作家重新赋予了意义，虚构、夸饰、诗化了性格，由情节组成的侠客们活动的世界，不同于汉魏六朝，已经脱离了生存的现实世界。可以说从唐代始，中国的武侠观念主要体现于虚构的小说世界中。唐代小说以前代所未有的特异的人物性格，曲折多变的情节，意料不到的转变，特别是超凡入圣的轻功、暗器、剑术，开拓了文化观念中对侠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