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

神内涵，他不仅界定了侠德侠义的内容，而且提升为理论形态的价值观念，与诸子倡导之仁义相并列。 

　　不过，“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利他主义精神，即《太史公自序》所云：“救人於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的仁义观，同儒家的义有本质的区别。这种不同，班固在《汉书·游侠列传》中已明确地指出为“背公死党之议（义）”与“守职奉上之义”的对立。儒家义的最高准则必须符合自己在社会中的封建等级地位，不可随意跨越自己的本分，正如孟子《孟子·离娄》中说：“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而侠客之义，却以个人之间的“私义”，或如班固所谓“死党之议（义）”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不考虑封建王朝的需要。墨家的活动与主张，对于先秦侠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其门徒有些人就有任侠作风，仿照侠的方式行事。墨子在《兼爱》中主张：“言必信，行必果，犹合符节。”《经上》又云：“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急。”义利观念似乎与侠客之义相一致。但墨家的基本命题是“兼相爱，交相利”。主张“非功”，而不是侠客以“锄强助弱”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先秦时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实现人格信念和道德理想，重名好义的精神与游侠似无二致，但司马迁并不认同做游侠。这大约在于刺客是报知己之恩，甘心舍命相报，刺杀政敌，如豫让刺杀赵襄子，专诸行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累，荆轲刺秦王者，皆因报恩而以性命赠人，而不管大是大非，不免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游侠虽然同刺客一样重然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施恩以仁是游侠与刺客的本质区别。

　　至于有任侠作风的豪暴之徒，靠“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不属于侠之列。

　　司马迁是史学家，他只是客观地解释各种侠的属性和文化形态，可司马迁首次界定了游侠的人格形象及其精神，实际上指出了一种人格模式，即在先秦社会除了有儒家的仁德人格模式，道家的顺天人格及儒法王霸结合的人格模式，还有赖力仗义的侠客人格，前者为当权者、失意文人、逍遥的士大夫所追求，后者为平民大众的理想企盼。

　　同主流文化的关系而言，游侠与刺客都属于“不轨正义”的文化离轨者，具有强烈的独立性和个性，因而游离于社会政权之外，藐视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其不轨正义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他们根本就不能承担治国平天下的职能，尤其在秦代以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