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

　　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侠的人格已成为古代平民大众和知识分子渴盼和敬慕的偶象。其实所谓英雄豪杰义士的强者，是弱者文化孕育出来的精灵，而由小说家提升、变形、彩绘的结果。因而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有许多差异，士人与市人侠的观念也有别，各自从不同层面从侠的世界中寻求支撑点，获得心理平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着不同的轨迹和性格形态。

　　中国武侠阶层的正式出现，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从平民分化出特殊的阶层“士”，而士之中，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做为武士之后又做为国士（国中战斗之士），充当统治者的精兵。然而，王室衰微，政归诸侯，地方政权及政治上豪强世家的政治力量急剧膨胀，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早已名存实亡，国士与国君的固定关系发生了动摇，形成了“邦无定交，士无定主”[1]（卷十一，《周末风俗》，p.304）、“士之失位”[2]（《滕文公下》）的局面。于是国士可以自由流动，成为游侠的主要成员。春秋战国诸侯公卿养士之风的兴起与炽盛，为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活动场所，促进了侠的发展。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等四君子门下的食客超过千人以上，其中文武兼备。下层社会的侠士们会集于四公子的门下，形成了《韩非子·五蠹》中指出的“养士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此时所谓的侠，显然已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不过，细按司马迁《史记》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司马迁已明确指出先秦社会存在三种侠的形态：游侠、刺客，以及以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

　　毫无疑问，司马迁特别揄扬出身于闾巷、布衣的游侠，故深叹“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而专立《游侠列传》，概括提出游侠的精神特征：“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焉，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所谓“不轨正义”，即不顾及封建法纪和世俗约束，同韩非子说的“以武犯禁”系同一种认识。然韩非子以法家观点言侠，把侠的行为置于公义与私义两个对立范畴加以观察。严公义与私义之辨，以“公义”即君权做为最高的价值判断，在《五蠹》、《八奸》、《问辩》中，不断指斥张扬个性和独立性的侠客之义为“私义”、“小义”、“小德”，侠者只行“小义”而不顾“大义”，没有区分侠的品类及行为准则，凡以武犯禁均为“行剑攻暴激之民也……当死之民也”[3](p.948)，统统封杀。而司马迁并不因侠的私义而贬低其人格价值和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