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治理国家的人。他定期考核官吏，使人尽其才。一切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有功赏，有过罚，赏罚适度，决不以一己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同时又敢于用人，人不求完人，事不求全功。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贯彻国家法令，整饬边防军备；财政上：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财税制度，既与民休息，又增加国库收入。使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之中又苟活了六十二年。 遗憾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建立在氏族强化基础上的国家，一个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有机组合起来的宗法制社会，从来都是重人情不重法治。只重法治，不讲人情或是少讲人情的官员无论他的政绩多么好也得不到人们的支持。而在中国文人之中更是如此，他们一般贪小利，讲交情，好面子，只论门生故吏，不看贤愚智长。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办起事情来往往缺乏长远眼光。在张居正生前，他们阿谀逢迎，坐观其成败。一旦失势，便群起而攻之，以至于在万历十二年险些掘了张居正的坟。 中国文人又是颇有惰性的。他们为官要么只做个名教的殉道者（如海瑞）；要么利用自己的权利大肆捞取好处，最后赋闲养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便有过也不使之见于史，留个清名而已（如董其昌，可惜他只以绘画留名）。 从万历开始，中国文人更加不顾国家危机和北方女真人崛起，终日只想沽名钓誉。他们卫道不卫国，保节不保君，相互之间结朋拉党，互相攻击。“争国本”、“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万历帝有驭臣之术却无治国之才，明王朝也从此走向了一条通向灭亡的不归路。崇祯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死在这帮迂腐文人手上。 这种士大夫风范在天启年的东林党中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充分发挥。他们当中不乏务实之士。特别是他们骨子所具有的中国文人天生的傲气——在孟子处被称为浩然之气——更是支撑起了中国文人两千余年的脊梁。 至于清代，我以为，无论是从思想文化还是科学技术上，清朝相对于明朝来说都是一次历史的倒退。在满州人民族自卑心理的阴影下所表现出来的对汉族文人的文化专制使得整个清代文化界、思想界处于一种死气沉沉的状态。而中国文人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陈陈相因，没有作为。 明末清初，中国文人的又一特点在动荡的岁月中显露出来——在政治立场上变换角色的极端抉择。中国文人是最注重立场的，一个人不怕有多大才，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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